我有锤凿成利器，君由刀刻出神功 ——略论文房刻铜艺术和代表传承人“老神”

刻铜滥觞于商周，安阳戚家庄出土商代晚期的一组青铜器上，已经出现凿刻铭文。西周“晋侯稣钟”长达355个铭文均錾刻而成，技术已相当成熟。秦汉魏晋陆续出现大量铜制权、量、诏版、玺印等。唐宋元明时期随着金石学初兴，铜器特别是一些铜制文房器具开始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如镇尺、砚山等。清同治到民国年间，随着墨汁出现，铜墨盒风行，文房刻铜艺术达到鼎盛期，出现了以晚清“万丰斋”陈寅生、民国“同古堂”张氏昆仲为代表的两座高峰。在北京及周边，“同古堂”还吸引了陈师曾、姚茫父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书画家群体参与其中，诗书画印金石文字等通过凿刻呈现于墨盒、镇尺等文房铜器，蔚然成风，一度成为旧北京的一张城市名片。

（上图：韩天衡先生书，孙建明先生“梦臣”刻铜墨盒）

晚清陈寅生、仁甫、笏臣等一辈名家多自写自刻，不管书法还是绘画以线刻为主。也正是限于自写自刻，书法多帖学末流，绘画亦多坊间画谱风格，虽偶见灵动隽永的佳作，但总体风格略显纤柔，未脱匠气。相比而言，民国文房刻铜写、刻分工明确，而文人艺术家的深度参与让刻铜人的艺术视野和审美大为开阔，众多风格书画名家在铜材上各擅胜场，直接推动了刻铜产业和技法的飞速发展。姚华与陈师曾还在大量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了“枯笔燥墨、奏刀随之”这一写刻转换的关键法门，短短三四十年间文房刻铜艺术大放异彩，由传统线刻拓展到点、线、块面综合运用，让文房刻铜艺术从众多艺术门类中脱颖而出，同时催生了多位刻铜名家，如张樾丞、张寿臣、姚锡久等。

民国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初随着新式文具的推广，传统文房铜器实用性降至冰点，基本成为陈设古玩。文房刻铜艺术在昙花一现后逐渐式微，1950年代遂成绝响。好在改革开放唤醒了大批旧时代走来的老艺术家和文化人，他们的丰富鉴藏和积极推广让文房刻铜艺术随之醒来。文玩市场的复苏让新时代藏家看到了文房刻铜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同时也孵化刻铜工艺重生，陆续涌现了一批新时期文房刻铜艺术家。当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历练，借助材料科技和工具革新，文房刻铜技艺已基本恢复并出现可喜进步。虽然在文玩和艺术界文房刻铜艺术仍属小众，但已基本完成了技术、理论、市场三个层面的原始积累，下一波高峰指日可待。

新时期文房刻铜艺术代表人物主要有符骥良、吴蘅、孙建明、宋国柱等，根据雕刻手法不同，大致分为“锤凿”和“手刻”两大派别。本来篆刻、刻铜、刻竹、刻紫砂刀法基本类似，但因材质不同，硬度、韧性差别较大，特别是铜材硬度高，韧性强，大多需要借助锤凿之力，一手持凿，一手握锤，即“锤凿”派，这也是由传统金工錾刻发展来的主要方式。

另有一派不假锤凿，与篆刻类似，以手持刀直接在铜面刻制，即“手刻”派。当然，这个区分并非绝对，也有一些高手凿刻兼施，深雕用凿，浅刻用刀。刀法本是手段，且不同刻手各有套路，特别是在高段位艺术家层面，刀法已不起绝对作用，但两派技法因其发力方式、受力方向和刀口轨迹不同还是各具特色。锤凿通常以左手持凿、右手握锤，与书画用笔是相逆的，锤凿一个笔画形成的刀口与锤击节奏一致，呈点状或块状的断续连接。这似乎更利于展现传统书画的“金石味”和“涩感”。锤凿刻铜发力主要靠锤击，因此持凿之手基本不分散精力在剔铜上，可更从容地控制进刀方向和提按顿挫，通过大小和形状各异的凿子表现不同风格，刀法更为细腻。手刻则多右手持刀，与书画用笔一致，刻成一个笔画形成的刀口是流畅连续的线状，而这似乎更利于传达传统书画的书写感和笔力的贯通。另外，手刻刀法全部力道均出一手，即要剔铜又要随时控制刀口方向和提按，因此对手劲儿有一定要求，线条多爽利粗犷。

（上图：“手刻派”代表宋国柱先生刻铜照片）

在新时代文房刻铜艺术家中，衡水宋国柱先生堪称翘楚，亦是“手刻”派的旗舰。“老神”是宋国柱在文房刻铜圈子里更为熟知的雅号。“老神”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正是民国文房刻铜落幕之时，出生地河北饶阳县，距民国文房刻铜领军人物张樾丞、张寿臣兄弟家乡河北新河县约百公里之遥。或许是燕赵之地的侠义古风对金铜铁器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正如胡夔文《困知斋诗存》咏张樾丞一诗“满腔中有燕邯味，不似寻常市上人”。行伍出身的“老神”虽然自幼喜爱舞文弄墨，曾得李苦禅、董寿平等大家亲炙，一直努力成为一名书画家，但造化之手却坚持将铜纸铁笔给了他，从零起步，自学刻铜。多年的书画基础加上骨子里的燕邯之气和指掌间的老茧，让他的作品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刻铜爱好者的认可。特别是近几年来逐渐形成了爽利明快，洗练劲健的独特风格，有自书（画）自刻，也有与其他书画家合作的作品，方寸之间，题材、风格丰富多样，均能刀笔相合，趣味盎然。

作为“手刻派”代表，“老神”在笔法、刀法方面有着自己的坚守，并鲜明地表达在了作品上。我想这主要来自陈师曾、姚茫父，尤其将姚茫父“枯笔燥墨，奏刀随之”八个字奉为圭臬。鲁迅先生在《北平笺谱序》中的一段话，非常准确地道出了其中奥秘“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后面几句虽然说的是笺谱，又何尝不适用于刻铜。两门艺术均是通过雕刻再现甚至升华画稿。铜材既硬且韧，大小又多在方寸之间，为顾及雕刻，画面构图宜简明萧疏，用笔则宜粗犷洗练。这成为陈姚二人画铜风格的独特标签，也在“老神”作品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但“老神”还是“老神”，同样的理论指导下，在他作品中更多地转化成了质朴豪爽的趣味，用刀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相较于刻制名家书（画）稿，我们看到“老神”刻铜作品中占比更多的还是自写（画）自刻一类，坦白地讲，因为少了书画名家的附加值，这在市场传播中其实是有些吃亏的，但他好像并不在意，仍然乐呵呵地自刻自画，而且喜欢将自己的创作感悟和生活情趣，化为韵语题跋刻在作品上，颇见个性和新意，清新可喜。

旺盛的创作力让“老神”刀下的文房刻铜精品迭出，不但在文玩圈内声名远扬，还先后被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湖南卫视、人民网、新华网、《光明日报》《艺术中国》等知名媒体宣传报道。作品被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爱好者收藏。他的刻铜艺术也被列入河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单。

（上图：宋国柱先生摹刻民国姚茫父铜墨盒）

豪爽的“老神”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苦摸索得来的技艺并不保守，近年来不但多次举办讲座，收徒授艺，毫无保留地传承培养了一批新人，还在2018年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跟我学刻铜》一书，将自己刻铜工具、技法、心得等一系列可谓独门绝技通过高清照片、文字一一公开。纵观历史，任何一门艺术或工艺的发扬光大，都离不开更多作者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借用时髦的经济术语叫“产业链”。只有基数大了，激发更多包括刻手、书画家、藏家、媒体、乃至于工具材料商的参与热情，产业链的上下游才能更活跃，出更多精品佳作。我想“老神”应深知这一点。

最后，想起齐白石题赠北京“张顺兴刻刀铺”的一副对联“我有钳锤成利器，君由雕刻出神功”很有意思，略更其中二字“我有锤凿成利器，君由刀刻出神功”移来描述文房刻铜锤凿、手刻两派，特别是手刻派代表“老神”竟觉莫名地妥帖。

文/ 李宪文 王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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