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下南洋的中国制造 应打破认知误区

制图：冯婧

今年1月至8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达至4165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6.5亿人口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近年来，东盟吸引着各国资本“下南洋”。从服装、制鞋到电子科技，从中国转移的部分制造业进入东南亚，比如富士康、夏普、耐克。今年3月，三星在越南选址建设东南亚最大的研发中心。

东盟会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吗？此外，东盟未来的消费市场也备受期待，国际科技巨头和初创公司已经进驻。

但廉价劳动力并非东南亚的唯一吸引力，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岩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他认为，这一轮下南洋的中国制造需要打破一系列认知误区。

澎湃新闻：谈及中国的海外投资，国有企业的大型基建工程项目是通常的观察对象，近年来中国的科技类出海企业也引发关注，为何强调需要研究民营资本的海外投资？

黄岩：国有企业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传统主力军，但民营资本正成为新兴力量。从占比上看，2006年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占比约为19%，而到2019年上升至49.9%（编者注：根据2010年9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涉及行业也有所不同，国有企业主要投资的是基础设施、能源矿业等领域，而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

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关注民营资本，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迁移。早年一些制造业从珠三角等地区迁去了内陆城市。据观察，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外迁，去东南亚、南亚设厂，当时“一带一路”战略尚未正式提出。而在今天越南的海防、河内、胡志明市，中国企业已经遍地开花了。

2006至2019年，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占比。图片来源：《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澎湃新闻：东南亚的人口红利让人们关注这一地区的制造业未来，这里会不会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但您曾提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非外资进入东南亚的唯一因素。

黄岩：人们通常认为，东南亚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出于成本考虑，资本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格最低处。但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

以越南为例，其人口接近1亿，吸引了包括富士康、三星、宝成、耐克、LG等外资企业在此设厂。但劳动力真的廉价吗？

越南已经通过国家立法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划分为四类地区，每年统一调整。制造业集中的河内和胡志明市属于一类地区，2016年其最低工资标准为3500000盾，约合人民币1070元，同一年，广西南宁和河南郑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400元，广东省韶关、清远为1210元。外企需要开出更高的薪水才能吸引本地劳动力，考虑到本地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并不高，对于外企而言，用工成本并不算低廉。

越南的劳动力供应也并不乐观，河内、胡志明、海防都出现过用工短缺现象。未来20年内，人口红利可能被消耗完，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越南应有所预警。

用工成本之外还有多种因素。我们曾调研了越南一些不同类型的中企，他们有着多种驱动力。比如，一些袜业代工企业看重越南的出口低税率政策，一些中国产品看重的是东南亚的消费市场，还有一些光伏企业的考量在于，越南可以避开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双反限制。

澎湃新闻：看重东南亚消费市场的也包括一些科技类出海企业，比如今年引发关注的TikTok。但这一市场有多个竞争者，既有国际科技巨头，也有东南亚本土的科技公司。在东南亚市场上，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如何？

黄岩：这里存在另一重认知误区，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和消费者会认为，东南亚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消费力有限，所以中国产品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我想强调，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民众，都需要放下傲慢心态，冷静客观地看待变化中的东南亚市场。

近年来，东南亚吸引了全球的科技资本，有人会好奇，能在东盟地区复制出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吗？由于各种市场要素基本完备，越南也已经吸引了很多互联网公司。但我想举个传统制造业的例子。中国制造的摩托车就在越南遭遇过浮沉。

越南是“摩托车上的国家”，是世界第四大摩托车市场。图片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越南是“摩托车上的国家”，是世界第四大摩托车市场，仅次于中国、印度和印尼。最早，本田、雅马哈等日本摩托车企业几乎垄断了越南市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摩托车企业进入，迅速依靠价格优势抢占市场份额。从制造成本看，中国摩托车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较低，临近越南，运输成本也较低。

但很快，中企打起了恶性价格战，随之而来的是大打折扣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一些中国品牌的摩托车寿命只有几年，售后网点也极为有限。消费者对于中国摩托车的认可度降低，市场份额节节败退，日系品牌重回优势，即便许多日系摩托车是由中国工厂代工的。

恶意竞争的背后是短视，企业满足于赚快钱，忽略品牌价值，这不是个新问题了。我们常说一些国际品牌有上百年的历史，中国的企业家可能“等不及”，熬不过技术创新，也不愿意做品牌塑造和维护，宁愿为其他品牌代工。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究竟有多大，这不只是传统制造业的问题。

河内一间制衣工厂内景。图片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澎湃新闻：前面提到了中国光伏产业，其进入越南的驱动力之一是为了规避欧美的贸易限制，但近些年，从业者也在担心，未来越南也会面临类似的贸易限制。

黄岩：确实，东南亚不应是中国去产能、去库存的替代国。越南的经济发展迅速，确实需要大量工业原材料。一些工业企业曾因环保问题引发争议，比如2016年，台塑河静钢铁公司因工业污染导致河静、广平、广治和顺化四省鱼类死亡。此后，越南政府加强了对外资项目的环保审查。

光伏也一样，作为资金和科技密集型企业，越南政府对光伏产业非常欢迎，但越南能否承接中国过剩的光伏产能，这是一个问题。

澎湃新闻：东南亚的人口红利也与去区域范围内的劳动力跨境流动有关，今年新冠疫情暴露出了移工的结构性问题，廉价劳动力的背后是缺失的劳动保护，身在异乡的劳动者无法得到当地的社会保障。您曾研究中国的农民工，其成因相似吗？

黄岩：中国的农民工群体离土又离乡，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东南亚也有类似的结构。

在中国制造下南洋之前，中国的台资、港资企业已经先一步进入东南亚。台资大约在2000年前后进入越南，包括民主化之后的缅甸，工业园区大量出现。一些台资的制鞋厂、制衣厂已经发生过一系列问题。

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珠三角的港资、台资，如今东南亚国家处理劳资冲突时的解决程序、处理结果都有了很大差别。最早中国工人的表达意识和权利意识尚未成型，也有人出于经济理性，暂时忽略了劳动风险和利益受损。

如今，一些东南亚国家开始重视对本国劳动者的保护，工人权利意识也已萌发，当然不同国家有所差异，一些国家的政局变化也会影响劳动关系。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些国家的劳动政策会带来哪些挑战？这将如何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我目前的研究课题，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政策。

从劳动关系角度我们关注两大挑战，一是当地的劳动力，会不会出现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类似的矛盾；二是中国企业带出去的中国籍员工，他们如何融入当地的社会和文化。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加剧了一些国家的排外情绪，最近，新加坡的反对党就将矛头指向了外籍精英，认为他们“抢占”了本国人的就业，与国籍和种族联系。未来，这种排外情绪会是中国企业的隐忧吗？

黄岩：实际上，不仅在新加坡，很多有反对党的国家都会存在这种情绪，将矛头指向外资和外籍雇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个问题需要拆分来看。

首先是一种经典的批评，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本土化雇佣程度不高。实际上，迁至海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想降低用工成本，必然会最大限度进行本土化雇佣。我们曾调研越南的11家中企，其本土化雇员超过90%，中方雇员主要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一些企业也注意培养越南籍技术人员，以降低成本。比如华为走的就是本地化思路，尽可能在当地进行人才招募和培训。

当然，外资进入确实会带来产业调整。比如中国制鞋厂进入，一些本地的小型鞋厂可能会关闭。这在非洲可能更为明显，中国的便利店大量进驻，冲击了本地传统的夫妻店、杂货铺，也冲击了当地的小商业系统。

目前，我们在东南亚尚未看到对中企的指责，但这种排外情绪已经在非洲个别国家出现。这也是未来考验中国对外投资的一大命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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