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经济参考报》7日发表傅云威撰写的文章《世界经济大变局呼唤新治理》。文章摘要如下: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以贸易管制、政府补贴、技术封锁、市场关闭等面目出现的产业政策成为西方频繁使用的管控工具。
一项行政制裁,即能废除长期商业合同,拆散维系了十几年的商业伙伴关系,乃至搞乱基于市场规律构建的全球供应链。
一纸行政命令,就能把遵循公平竞争规则的领军企业,强制排除出特定市场,让低效者收割高效者,制造劣币驱除良币的冤案。
当前,某些西方国家的有形之手愈发强硬,日益展现出生杀予夺的权力,在微观管控和扭曲市场的歧途上越走越远,严重威胁基于市场规律的正常商业活动。
这样的异象表明,在疫情、经济颓势等因素影响下,西方经济治理正转向政府管制更多更细、手段更为强硬的新场景,这显然背离了“小政府、大市场”的西方传统信条。
过去数十年,西方政府治理深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不少政商精英对政府有形之手怀有深刻敌意,甚至认为政府是阻碍市场发挥作用和民众福祉的祸首。
如今,疫情压力下,新自由主义教条难以自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对外经贸政策领域,某些西方国家正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
对此,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指出,眼下针对全球供应链的疑虑“更多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考量”。经过数十年发展,全球供应链已具备较大黏性,不容易迅速改变。
过往灾害场景下的治理实践表明,单靠强势干预和不切实际的产业政策,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经济韧性和发展后劲,反而可能压抑创新,损害资源配置效率。
遗憾的是,某些西方政府正在陷入自身角色极端化、产业政策“武器化”的内外困境,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疫情当前,保护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涌动泛滥,各国政府应警惕短期利益诱惑,鼓励而非压制国际经贸协作,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做到扭曲市场机制的事不为,影响供应链运转的事慎为,凝聚共识和托底维稳的事多为。
疫情条件下,民生维艰,政策拿捏难度陡增,政府既要关注社会公平,防止纾困政策加剧两极分化和资源垄断的困局;也要注意与民粹主义保持距离,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民意绑架政策”;同时,应于非常时期拿出非常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创新救市手段,提高纾困精度。
1981年,笃信新自由主义信条的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就职演说中谈到:“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如今,这句话或许应该调整为:“政府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包办的“强治理”,还是无为的“弱治理”,抑或是务实的“新治理”?
在充满动荡危机、博弈与重构的大变局中,各国政府急需构建新治理,尽快终结当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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