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杭州相继发放消费券 学界热议是否要全国发放消费券

相隔十年，浙江杭州再度宣布将发放消费券。

是否有必要向中国全民发放消费券的问题再度引发讨论。记者发现，在十多年前杭州发放消费券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曾建议中国向全民发放1万亿元消费券，每人平均800元。

南京、杭州等城相继发放消费券

3月26日，杭州市宣布将为市民发放总额达16.8亿元的消费券。其中政府发放额度为5亿元，商家匹配优惠额度11.8亿元左右。这在目前本轮发券城市中力度最大。

在杭州市政府发放的5亿元消费券中，1500万元将用于困难群众的消费补助，剩余4.85亿元用于电子消费券发放，全体在杭人员包括域外来杭人员均可申领。

本次杭州消费券分两期发放，第一期每个卡包50元，消费满40元政府补贴10元，第二期细节仍未公布。

此前，江苏南京宣布向南京市民发放总额达3.18亿元的餐饮、体育、图书、乡村旅游券等7大类消费券，其中餐饮、体育、图书、信息等4类共5000万元的电子消费券采用多批次网上摇号方式公开发放。

南京市发放消费券的提振效果立竿见影。据最新统计，3月18日至22日的5天时间里，南京全市共使用电子消费券34522张，总消费金额942.93万元。

3月1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表示，国家发改委支持地方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推出消费券等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但要考虑地方财政承受能力。

十年前杭州消费券见效明显

杭州是有发消费券经验的，十多年前的2009年，杭州市就曾分两批发放了总额不少于8亿元的消费券用以刺激消费。

2008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全球市场萎靡，中国沿海省份出口受到较严重影响，杭州市消费需求出现下滑趋势。

2009年1月初，杭州市向退休人员、特困户、残疾人和在校中小学生等67万人发放了总额为2亿元的消费券。其中，困难家庭每户领取200元，在校中小学生可领取100元。4个月内，消费者可凭券可以到指定商户买商品、办宽带、看演出、看电影、健身、旅游等。

第一期消费券效果立显，据统计，不到一个月，杭州人已花出去六成以上消费券，春节前后成为用券“高峰期”，而消费券的使用则大多以超市为主。

杭州贸易局当时表示，消费券带动了商贸、旅游、文化娱乐等春节市场的购销两旺。杭产品牌家电在春节期间全线飘红。

为进一步放大“乘数效应”，杭州随即又推出第二批消费券，包含政府消费券、社会消费券、旅游消费券、转移性消费券和教育培训消费券5大类，总金额超6亿元。其中政府类消费券仍以红利形式发放，类似“打折券”的社会消费券则需个人自愿购买。

据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分析，发放消费券之后，杭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非常迅速的回升。

消费券争议

2009年杭州市发放消费券后，就曾引发讨论。争议重点围绕消费券的“乘数效应”与“替代效应”展开。

所谓“乘数效应”即支出变化导致总需求短时间内快速扩张。在“消费券”这个例子中，即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刺激消费，促进企业再生产，生产增加带来用工增加，用工增加在带来消费增加，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而“替代效应”，简单来说就是本来准备花钱消费，但有了消费券，本来的支出就不再进行而转为储蓄，这样就并未带动多少消费。

浙江省委政研室当时发布调研报告称，消费券有力地带动了杭州当地消费，拉动效应达到1:1.3，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同时还有力带动了本地产业的发展。前期消费券聚焦困难群体则发挥了民生保障的积极作用。

不少专家认为与投资相比，发放消费券对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对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都有积极作用。

但也有专家表示，消费券对内需刺激有限，并不能增加消费总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当时就表示，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刺激消费，这实际上是一种“输血型的干预”，这种“输血”起到仅仅是替代效应，即政府通过补贴的形式来替代消费者花钱消费。

这样所产生的问题是：百姓用消费券购物后，就会把原本应该由自己支付的钱存到银行里，还是不能增加消费规模。

孙立坚在10年前表示，要拉动内需，提高消费规模，最关键的是要让消费者自愿的去消费。百姓之所以不愿意消费，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保体系还不够完善，所以与其通过发放消费券来拉动消费，还不如将这笔政府的资金用作社会公共资源的投资。

时任杭州市长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也表示，使用消费券是为发挥乘数效应，带动消费，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手段，并非永久之策，最终解决困难，还是要靠发展。

是否要全国发放消费券？

面对疫情冲击，在南京、杭州等市纷纷选择发放消费券提振经济的同时，有专家开始探讨是否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发放消费券。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消费券不能全民发放，而需要面向特定人群。2019年全国人口为14亿人，若以1000元为标准发放消费券，则需要高达1.4万亿人民币左右，将大大加重财政负担。

因此刘俏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低收入就业人群发放消费券补贴，并向对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并向除湖北外全国的低收入就业群体发放消费券。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则认为，下一步可以在全国层面发行消费券，以进一步促进消费回补和释放消费潜力。

李迅雷分析称，如果按照发放12亿次、次均300元计算，则占用财政资金为3600亿元。按照2019年GDP接近百万亿来计算，则最多提高赤字率0.36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到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税收，则消费券带来的财政压力应该是可以承受的。

李迅雷表示，如果按发放3600亿元消费券计，并按照10至15倍杠杆区间进行估算，则可增加3.6万亿至5.4万亿消费，会对社零总额的同比增速产生明显抬升作用。

其实，在上一轮十多年前杭州发放消费券时，已经有专家提出向全民发消费券的建议。

2008年12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在广州参加某论坛时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应向全体国民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券，并规定三个月内必须花完。

蒙代尔当时表示，内需刺激见效最快的还是发放消费券，紧靠基建投资拉动是不够的。因此他建议中国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券，有效期为3个月，按当时全国3亿人头上每人大约是800元人民币。他表示，相对于中国当年GDP，1万亿元的消费券只能刺激3.5%的有效需求，但如果将期限限制在3个月内，刺激的有效需求就变成了14.4%，“如果达不到效果，可以下个季度再发一次。”他同时表示，如果要持续刺激消费增长，一定要促使居民收入增长。

持续拉动消费有赖于收入分配改革

“消费券作为短期刺激有效，但长期拉动消费还要靠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刘元春此前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经济预测部2016年的一份名为《消费券政策的国内外经验和启示》报告同样提及上述观点。

该报告指出，发放消费券是政府短期刺激消费的可选政策工具，但对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只有短期效果。

从各国和国内的实践看，由于可以替代现金使用，而且使用期限较短，消费券短期内的集中使用对当时的消费和经济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刺激作用。1999年，日本在经济低迷时推出“地域振兴券”，消费马上摆脱了连续两个季度的下降。

但该报告同同时指出，从长期看，消费券对维持消费增长的影响十分有限。“消费券难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根据永久收入理论，一次性的消费券发放是“意外之财”，不能改变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从而不能带来引致消费大幅度的增加。在消费券结束使用后，往往出现消费支出的回落。”

该报告提出，发放消费券是短期应急措施，而持续稳定地增加消费，需要更多制度层面的改革，特别是亟需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消费市场的正反馈系统，解除消费者顾虑，增强消费者信心。

具体来说，首先，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中国消费低迷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持久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对预期信心的提升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直接动力。如何增强消费者信心，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是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包括收入初次分配制度和以所得税为主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这不仅能够缩小贫富差距，而且能够促使一些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消费，进而发挥刺激生产与消费的作用，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的持续增长除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外，还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取决于其所能得到的安全感。消费者最重视的是生活安全、生命安全和财产完全，只有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人们才会大胆消费。因此，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程度的提高，将带来消费者稳定的安全预期，进而提升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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