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看东京：日本“平躺式”抗疫方针能否奏效

近日，关于日本疫情的防控策略争议不断，许多国内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以“不会抄作业”的比喻来形容其他国家的防控策略，尤其是日本目前的防疫措施。作为一名自1月20日起就坚守家乡的武汉人，一直在紧张地关注着各地的疫情动态。截至这篇文章写作之时，武汉市的疫情已经得到明显控制，但依然在以每天300例以上的新增确诊人数在增长，防控任务依然艰巨。武汉和湖北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其他国家防疫工作的部署和开展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同时必须要结合日本政治体制、医疗制度来冷静看待。从目前来看，日本出台的基本方针只能说部分吸取了武汉防疫工作中的教训，但是却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防控思路，施行预先分诊、个人防范、重症优先的举措。不得不说，日本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医疗制度之下做出这样的决策不足为奇，但如果确诊数量持续跟不上实际需要，就有出现疫情隐匿性爆发的风险。

新冠病毒感染症应对措施的基本方针

2月25日，日本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公布了今后应对措施的基本方针。方针指出，目前所施对策的目的有3点：

（1）防止感染扩大，首要目的是在早期阶段切断感染的流行，同时尽可能地遏制患者增加的速度，控制感染流行的规模。

（2）采取万全之策，将重症患者的出现降到最低。

（3）将对社会、经济的冲击降到最低。

简洁地说，就是切断传播途径、减少重症、保住经济。

为上实现上述目的日本政府提倡国民注意以下几点：

（1）严格遵守洗手、咳嗽礼仪等一般感染对策。

（2）如出现发热等感冒症状应主动请假并控制外出。

（3）出于被感染的不安而在没有适当咨询的情况下前往医疗机构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4）为减少与患者、感染者的接触，企业应建议出现发热等感冒症状的员工请假；为了防止感染扩大，各地政府可以要求学校临时停课。同时采取在家办公、错峰出勤等措施。

（5）为确保为重症患者提供治疗的医疗体制，原则上轻症患者居家静养。

（6）虽不强制停止各类集体性活动，但希望主办方考虑传染扩大的风险，重新审视举办活动的必要性。

为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大量新冠肺炎患者，除指定的医疗机构外，一般的医疗机构在治疗时间和区域实施划分的基础上，也将允许收治新冠肺炎患者。上述 “基本方针”，是日本厚生劳动省加藤胜信大臣于2月24日召集以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所长胁田隆字等为首的14人专家召开专家会议后，由日本政府制定公布的。26日中午，由于感染仍在不断扩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新型冠状病毒对策本部”宣布，大规模体育、文化活动在今后两周将终止或者延期举办。 

日本目前处于“感染扩大防止”阶段（绿色）（出处：日本厚生劳动省）

首先从这个方针的思路来讲，足以体现日本政府对“武汉教训”认识：因恐慌导致民众大规模涌向医院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并成为重要的再次传播途径。因此，为了防止民众在适当分诊前就涌向医院，日本采取了电话分诊措施（有日本网友反映电话量大，出现无法拨通的情况）。根据厚生劳动省官网对基本方针的解读，如果有轻微症状，例如感冒或发烧，请勿出门，在家里治疗。但是，在以下情况下需要立即咨询各县设立的“海归/联络中心”：

· 持续4天或更长时间（37.5°C或更高）的感冒或发烧症状（包括需要继续服用退烧药的情况）

· 严重嗜睡（不适）或呼吸急促（呼吸困难）

* 老年人或有基本疾病的人，如果上述情况持续约2天

官网上还显示，“即使您没有症状，也可能被感染了，但是如果您担心，不要立即去医疗机构。应当注意不要将感染传播给医护人员和患者，也不要传播给负担过重的医疗机构。”

上述防疫政策体现了日本完全不同的“平躺式”防疫思路，并得到许多国内专家的认同：日本认为从预防传染病的角度来看，对所有有要求的人都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不是一个有效的做法。而且，受设备与人员的制约，也无法实现全员检查。因此轻症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均以个人防护为主，把医疗资源留给有需要的重症患者。这似乎也吸取了防疫早期武汉的教训之一，确诊患者（相当部分是轻症患者）迅速填满病床导致危重症病人无法入院，后期才逐渐建立起轻重症分流的制度。上述近乎严苛的分诊标准，也解释了日本的确诊人数相比韩国、意大利等国来说上涨并不迅速，可见实际患病人数已经是远超公布人数的。这种防疫思路的有效性与否需要接下来1-2周的结果来评判，但足以引发很多的担忧。 

日本新冠病毒检测流程（图片来源于网络）

日本的医疗系统能否经受考验

在进行预判之前，需要结合日本的政治体制和医疗制度来谈。很多人已经观察到地广人稀的北海道确诊人数多于东京等人口密集地区，且检测数量也高于其他地方。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宣布所有公立小学及初中2月27日-3月4日期间临时停课一周。这在日本也是非常罕见的情况，出台这样的政策是会承受巨大争议的，对此铃木直道表示对此受到的批评和后果他将承担全部责任。紧接着大阪也在27日宣布幼儿园、小学初中全面停课。有民众质疑父母上班、孩子放假可能会导致托管问题，“一刀切”措施也需要一系列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辅助政策才能成功施行。

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受宪法保护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对等的，地方行政长官直接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因此中央政府出台的基本方针起到指导和建议的作用，但具体的政策落实依然由地方决定，因此会看见各地差异化的、快慢不一的防治政策。在基本方针中甚至都没有明确公布具体标准，出现咳嗽和低烧症状是否应该休息，交由本人和企业进行判断。至于封锁城市、封闭社区、建立大规模集中隔离点对于日本的政治制度来说，恐怕是“战时”状态也难见到的了。

其次，日本采取上述防疫思路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的医疗体制决定的。日本的私立非营利性医院占比超过80%，公立医院只有1800多家，此外以住宅区为主的街道开设有各类专科诊所总计约10万家。过去日本也曾出现大医院“看病难”的现象，但在1994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医疗法》，建立患者从大型医院向小型诊所分流的制度，现在“有病先去诊所”已经成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常识。在这里需要指出，日本的私立医院都是私立非营利性医院，“非营利性”就是医院的结余被认为是公共资金，不能私自处理。日本禁止社会资本开办私立的营利性医院，私立医院是公共医疗的一部分，接受政府的各种津贴补助，也在公共医保资金的支付范围之内。此外，私立医院实行集团化管理，各分院信息共享，对疑难杂症都会通过网络传到远程专家会诊中心，尽量避免了患者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看病，大大减少了费用支出。

以上是日本医疗体制的优点，有效分诊是避免交叉感染的关键措施。但是上述制度能否应对大规模传染病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一般医疗机构不会对患者进行相关检测，私立医院不希望因为新冠病毒导致整个医院的正常工作陷入瘫痪。2月26日，日本《每日新闻》在的社论中呼质疑“为什么不更进一步调度民间机构？”根据东京都传染病信息中心的提示，采集咽拭子、痰样本通过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的检测由专业机构进行，并向保健所进行汇报。这样多次筛查会大大提高检测的准确性，但是也会让很多具有发烧、咳嗽等症状的患者因被拒绝陷入焦虑和不满，并转而向互联网公开求助。《产经新闻》也在社论中指出日本当前的检查机制并不完善，让医生知道具体的致病原由才能正确用药。如果轻症患者无法及时确诊，就难以获得及时对症的医疗支持，转变成重症的概率也将大大提高。

人口流动导致“多点开花”，传播途径无法追踪，已成为当前日本防疫的现状。日本目前的措施大大降低了院感的几率，但是同时会导致疫情隐匿性发展。从武汉的经验来看，居家隔离、在家办公的防控政策虽然可以降低患者因恐慌四处就医的风险，但并不能起到切断传播途径的作用。虽然整体国民素质高、卫生环境好是日本防疫的优势，但是由于家庭隔离条件无法达到医院的隔离水平，家庭和社区聚集传播将很难防范，尤其是老年人占比较高的社会里。即使是居家隔离者及其密切接触的家人也有定期日常采购、外出、使用公共设施的需要。对此武汉及时调整了防疫思路，以修建方舱医院、封闭社区、统一配送物资以实现切断传染源的措施，效果是明显的。虽不至于渲染社会恐慌，但提高民众的重视程度，加快检测速度，出台轻症患者的隔离措施，刻不容缓。

实际上，专业应对传染病的医疗资源情况不容乐观，和歌县知事仁坂吉伸表示真正在医护人员、医疗设施等全方面具备防护能力并且接纳新型冠状病毒病患的医疗机构，日本全国仅约有400家，对应传染隔离病床仅1870张。一旦病患基数过大，重症人数超过现有医疗体制的承载能力，也会面临和防疫早期的武汉一样重症患者无法入院而导致死亡的局面。

就在中国抗疫取得巨大成果之时，主动向邻国伸出援手，体现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王毅外长2月26日与日韩外长通电话时表示中国愿向日韩抗疫提供帮助。中日韩三国人口密集，往来密切，同气连枝。只有邻国守住了，世界守住了，这场战役才能迎来最终的胜利。三国在抗击疫情方面积极合作不仅有利于经验共享、物资互助，而且对于维护正常的经贸往来，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至关重要。当前，日本正处于感染人数的攀升状态，未来1至2周将是新冠病毒是在日本急速扩大还是逐步缓和的关键时刻，选择“平躺式”策略不禁让人对中长期的疫情防控前景捏一把汗。

 （作者：李冰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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