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生活与线下空间 亿万富翁无法拯救世界

【国内】“云”生活与线下空间

自2月14日起，超过40家著名文博单位共同发起了“云游博物馆”系列活动，旨在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在家“云观展”。与此同时，一系列日常线下活动也被迫开启了线上模式：云教学、云K歌、云蹦迪等新奇的概念已然成为了现实。在文章《蹦过疫情后，空降的“云蹦迪”还会存在吗？》中，作者Amy Wang记录到，“疫情焦虑围绕着各行各业，线下遭受重创的娱乐业开始线上寻出路。音乐节、夜店、音乐人等等，共同构建了当下最潮的娱乐产业——云蹦迪。2月4日，摩登天空在B站进行了一场“宅草莓不是音乐节”的线上音乐节，吸引了27万＋的网友在线观看。2月8日晚，上海的TAXX酒吧率先在抖音进行了线上直播，这场云蹦迪在直播的4个小时之内一直位居小时榜之首，在线人数超7万，当晚直播收获打赏音浪728.5万，折合人民币超70万元；2月9日，杭州One Third酒吧也在抖音开启了直播，5个小时的云蹦迪为这家店带来了超过200万元的收入。“听到音乐那一刻，全身都嗨起来了”是积极投身云蹦迪的网友们的真实写照，跟着屏幕一起云蹦迪的年轻人在“禁足”的日子里得到了或多或少的心理补偿。而能在线上进行运营的夜店、音乐组织也得以有收入熬过“寒冬”。”

与“云蹦迪”相对应的，是为了赶上教学进度而产生的“云教学”，转为线上教学对部分老师来说有一定挑战性。即使是对直播以及线上教学颇为熟悉的老师，仍然要面对在缺失及时反馈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教学质量的挑战。而对于学生而言，如何在缺少教师监督的情况下做到专心听讲，也并非易事。虽然师生双方都需要去适应这种与以往不同的教学模式，但是“云教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教师缓解了“燃眉之急”。与“云蹦迪”自带的社交性与娱乐性不同，“云教学”，以及不算新奇的“云办公”都有着明确目的性。人们意识到，这些活动本身带有其责任性与义务性，因此，即使在部分条件并不算尽善尽美的情况下，人们依然选择接受了这样的“云生活”模式。

另一方面，看似新鲜有趣的云蹦迪的热度可谓来得快去得也快。作者朱婷在文章《一场收入200万，一晚120万人，“云蹦迪”一周就凉了？》中表示，短短一周后，在“2月16日，杭州OT酒吧已经停止在抖音上的直播”，而在线参与云蹦迪的活跃用户数量也呈现逐步衰退的趋势。对于部分参与者而言，“云蹦迪”是在特殊时期的一种替代式娱乐，他们真正期待的，还是去实际线下蹦迪。值得一提的是，与蹦迪不同，许多其他的文艺或娱乐形式的线上模式在过去十年都迎来了蓬勃发展。举例而言，谷歌公司从2011年起致力于搭建的艺术与文化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在线游览世界著名博物馆的机会；其建立的谷歌图书也为书籍爱好者提供了在线阅读平台。甚至，诸如线上观影等早已普及开来的娱乐方式，也部分替代了线下娱乐（如电影院）的职能。对于社交属性并不那么明显的文艺、娱乐活动而言，线上平台提供了新的空间供人们去享受。

但是，正如导演伍迪·艾伦在与戈达尔的访谈中所说的那样，部分线下活动的体验是无可替代的。当电影院的灯光暗去，所有观众的注意力都被荧幕上的演员所吸引，观众似乎更容易融入电影的氛围，获得更加难以忘记的观影体验。与此类似的，是部分活动对于实际参与和物理空间的要求。或许我们可以想象线上“云聚餐”，但是我们却很难想象线上“云踢球”。当一项活动的快乐建立在参与者之间的实际互动、以及特定实际空间时，线上平台往往难以完全还原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互动所产生的乐趣。不可否认，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部分线下活动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少。举例而言，购票网站省去了人们排队的麻烦；外卖平台免去了为了饱餐一顿而产生的舟车劳顿。但是，即使科技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免去人们不必要的线下活动，我们依然会对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实际交汇充满留恋。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线上和线下两种生活模式将会相互依存，互相融合，齐头并进，融合发展。

【国际】不能靠亿万富翁解决世界问题

上周，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在《卫报》发文批判亿万富翁的慈善。

现在的美国大选成了选哪个“傲慢的亿万富翁”的游戏，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是一个试图用财富购买权力的例子。另一个用钱买全球领导地位的例子是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作为亚马逊创始人和CEO的他上周提出要用100亿美元个人财富来挽救美国和“地球”。他追随的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盖茨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治疗全球疾病，扎克伯格在2015年承诺将其99％的奖金用于“促进人类潜力和减少不平等”。

在过去，贪婪可能曾经是“好”的。乔布斯时期的苹果公司几乎对慈善事业毫无付出。商人们居住在人工的避税天堂和离岸办事处。总统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跳舞。他们从立法机关买来了垄断的保护。他们称：“只有小人物才纳税。”

但是随着利润的积累越来越高，富人名声开始发臭。此外，托马斯·皮凯蒂和罗伯特·赖希之类的激进经济学家的疾呼也越来越引起政客的注意。那1％的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大规模盗窃的受益者。于是有一小群人寻求赦免自己的罪过，当他们上山时从车上扔金子，他们想要治疗瘟疫，想要帮助无家可归者。

回顾工业革命期间，从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泰特斯·索特（Titus Salt）到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家族，依赖私人慈善机构以实现公共福利被一再复制。

慈善事业拥护者认为，慈善事业当然都是好的，不管其来源是什么，政府应该能够容忍对国家的剩余财富的多元化的分配。如果传统政治无法治愈疾病、减少全球升温或节省纸张，那为什么不让资本主义试试？当然可以减税。

历史一直处于摆荡之中。现在20世纪的社会民主共识正在消退，民粹主义上升。保守主义也必须通过强调地方和社群来重新审视自己，而不是赞美数字时代的极端资本主义，无论后者是不是被慈善“救赎”了。

实际上，慈善降低了政府在国内外提供福利和保护的责任。众所周知，慈善机构是浪费和低效的，依靠慈善机构的善良来避免监管。这就是为什么作者批判盈余现金（通过规避税收、规避监管和垄断控制而来）的问题变成一小撮非常富有的人随心所欲分配私人资产的原因。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宪法上的正当性。在民主国家，剩余资源应由当选政府来分配。

至少在某些方面，布隆伯格恪守了这一原则：他正在寻求选举，而不是谋求免于征税。作者认为，应向所有人征税，然后通过民主同意来进行分配，这才是体面社会的运作方式，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善，不能依靠加利福尼亚海滩或摩纳哥游艇上的人模糊认为的善。

【国际】依靠慈善资本主义和军事化投资的全球卫生体制正在失败

此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局长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等人警告说，美国和世界都没有为全球流行病做好准备。之前警钟一次又一次被敲响，但现状却保持不变，为什么？Hanna Ehrlich在《雅各宾》杂志撰文称，原因在于对全球卫生防范的投资是由私利和对自由市场的错误信念而驱动的。

大规模流行病防范的思路是，全球卫生从业人员可以采取措施来预防、快速识别和遏制危险的新病原体。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倾向于将准备工作的方向放在与国土安全有关的生化试剂上，这其实是一种误导的方向。每隔几年，美国政府选拔出的成员都会参与生物恐怖主义的模拟演习。2001年的《黑暗的冬天》就展现了在美国土地上气溶胶天花被释放后迅速发生的一系列毁灭性事件。

除了进行这种模拟和更广泛地打击恐怖主义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在生物安全和生物防御方面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联邦政府现在储备了3亿剂天花疫苗，足以为美国几乎所有人接种疫苗。（世界卫生组织仅保留3500万天花疫苗，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将公共卫生军事化的做法，把其支出与国土安全利益联系在一起，强调国土安全的不可预测性，但忽略了病原体的不可预测性。

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仍然依靠慈善机构来应对疫情——慷慨大方往往有附带条件。在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蔓延之后，世界银行建立了大流行性传染病紧急基金（PEF），以资助疫情的紧急应对。在新的融资机制下，投资者以高年利率购买大流行病债券，然后建立联合保险支出以对抗某些大流行病。埃博拉等“高风险”疾病提供了更高的投资回报。

一些人认为PEF是一种创新的使私营部门参与进来的方式，“慈善资本主义”表现良好的案例。但是，面对当前的埃博拉疫情，世界银行没有部署这些资金中的任何一项，因为该疾病未能满足特定标准（包括在足够的地方杀死足够多的人）。投资者仍然在赚钱，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仍然处于资源不足中、在与致命的流行病搏斗。

越来越依赖私人的、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者来提供公共服务是行不通的。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应成为典范：对生物安全的军事投资无法带来真正的大流行病防范。

作者认为，一个更好的系统应该具备以下一些要素：

首先，预防是最重要的。这是公共卫生和市场化的不同之处，就是说，人们不生病是最重要的，虽然这无法带来物质回报。预防需要建立以初级保健为重点的强有力的公共部门卫生系统。只有全民医疗保健才能确保，即使是最边缘化的人也能获得保健，而且在疾病流行期间，他们也不会无人问津。

第二，迅速发现新出现的疾病，这需要在教育和研究能力上的公共投资。识别新兴疾病取决于卫生专业人员识别异常症状的能力、实验室检测新病原体的能力、以及流行病学家识别可靠数据中的异常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强大的公共部门。

最后，关于疾病控制。多边伙伴关系可以利用集体资金建立强大的应急小组，以执行隔离策略，分发物资，推广公共卫生教育。需要建立伙伴关系来确保全球供应的库存，而且还要扩大生产这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为了公平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透明的商议，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都应放在桌面上。发展中国家不能处于从属地位。

作者认为，要为下一次大流行做好准备，必须集中精力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在病原体首先出现且最需要卫生基础设施的地方。依靠慈善资本主义和军事化投资的当前全球卫生体制正在失败，是时候改变体制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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