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索赔”受限是必要纠偏

张玉胜

以“打假”之名，通过恶意投诉而牟利的行为将从下月起受限。2020年1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发起的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据《新京报》）

曾几何时，一个叫“职业打假人”的群体饱受舆论争议，如今这种行为却被异化为借打假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职业索赔”勾当，甚至已呈现专业化、规模化、团伙化的泛滥趋势，并有所谓“一买、二谈、三举报、四复议、五诉讼”的套路模式。这显然有违“打假”本意、有害市场秩序，更曲解和利用了“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等惩罚性条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此作出“不予受理”的新规，显然具有拨乱反正的纠偏意义。

恶意索赔者，他们所谓的购买行为既无“消费需要”，也不打算“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是要知假买假、借机敲诈、不当牟利。先是通过“一买、二谈”的手段威胁商家，谈得拢就拿钱走人，谈不成再走“举报”、“诉讼”程序。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职业索赔人，他们不过是利用商品保质期、广告语描述等方面的漏洞，故意大量买入。由是观之，恶意索赔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打假”是幌子，“索赔”才是目的，其业内早有的“只关乎利益，无关乎正义”的职业坦白，无疑道出了本质。

法律所要保护的，应当是公民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真实利益，这种利益具有需要用法律保护的正当性。而恶意索赔者并无现实利益存在，只是依赖法条的字面含义而主张享有利益。这种缺乏正当性的利益通常被称之为“寄生在法条上的利益”。如若保护“寄生利益”，势必会让法律变成了“制造纠纷的法律”。由此解读，让“恶意索赔”受限就是为了更客观、更准确地适用相关法条。

打击恶意索赔，政府部门、互联网平台和商家已有积极行动。据报道，今年7月，阿里巴巴正式上线“职业索赔联合治理工具”并向平台上的全部商家开放，联合政府、商家的力量，共同遏制职业索赔、打击恶意投诉举报。这不失为打击“恶意索赔”敲诈行为的有益探索。

对“恶意索赔”说不，既可有效保护商家利益，净化市场营商环境，也可大为减轻监管部门的行政负担，以利政府行政资源更好用于执法为民，其积极性值得关注与期待。对“恶意索赔”说不，既需要政府部门的潜心履职、依法行政和从严执法，让“恶意索赔”者受到得不偿失的惩戒，同时也需要唤起商家依法举报和勇于较真的维权意识，切忌以花钱买平安的息事宁人态度姑息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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