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根本出路 樊纲表示，只有过剩产能出清了，中国经济的潜力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受访者供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民营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或者根本措施。

部分企业退出市场具有周期性和必然性

新京报：如何看待近年民企投资的表现？

樊纲：民企投资下滑应该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投资看未来收益，而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无法计算收益和成本，自然导致企业投资的低迷。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2006年和2007年、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历了两轮的经济过热。在欧美国家，它们用经济危机的办法，通过大规模的倒闭、系统的崩盘来剔除过剩产能。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经济主要采取软着陆的办法出清过剩产能，但大量的过剩产能迟迟没有被出清。从2011年左右开始，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收缩，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明确“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自此，市场才真正开始了出清的过程——2016年去产能、2017年去杠杆、2018年和2019年出清进入尾声。在这一过程中，包括民企在内的一批企业退出市场。但要看到这种退出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周期性和必然性——在经济过热时设立的企业不可能全部存活下去。历史上可以看看其他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周期中经过一轮一轮的淘汰、一轮一轮的兼并重组、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的企业要被退出、注销，最终在一个产业中的企业从几千上万家出清到只剩下两三家。现在看，这一轮过剩产能还没有完全被出清但到了接近尾声的阶段。

民间投资不旺盛还有一些体制性的原因，比如保护民企的产权制度尚不健全。从金融环境看，国内贷款利率高于国外的贷款利率，企业在国外贷款相对容易，一些企业并不是没有投资而是选择到了国外去投资。

要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来看待民间投资不是很旺盛这一现象，民企只是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政府和国企多投资一点，来弥补需求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在过去几年，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新京报：如何看待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

樊纲：讨论中国经济形势，要分析清楚形势背后的各种因素。只有清楚了原因之后，我们才能客观看待形势的变化和经济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民营企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在短期结构调整上，我们不能打断市场出清的过程，只有过剩产能出清了，中国经济的潜力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才能保持稳定的增长。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结构调整上，中国依靠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也需要针对现在不同的经济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摩擦，中国经济的未来最终取决于我们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包括了我们要使经济保持平稳的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只有持续增长10年、20年后，有些人看到遏制不住中国的发展了，才会开始认真和你坐到谈判桌上谈判。

总之，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稳定的增长才是解决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或者根本措施。

计算潜在增长率要看到各种因素的新变化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一个潜力，最近经济学界也在讨论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你如何看这一问题？

樊纲：对于潜在增长率的计算，经济学界有些争议。我其实不太想讨论这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时要看到各种因素的新的变化。

比如，如果用劳动力来计算潜在增长率，我们就要考虑到我们在计算时不能用劳动力的人数来计算，必须考虑到教育的因素，必须计算人力资本，用人力资本作为增长的要素分析、计算潜在增长率。怎么理解？现在我们的劳动力确实在减少，但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的水平却比以前大大提高了。现在劳动力大军中，高中水平以上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么大的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转化为人力资本，如果把这一新变化考虑进去计算，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据马上提高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资本结构与过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资本含有的技术水平也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争议不断。90年代时，中国经济要保“8”没有保住，当时中国经济也是出现了周期的波动，面临和现在一样的问题——产能过剩、地方债务高企等。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往下掉，中国经济不可能再有高增长了。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后来又有了一轮的增长。

当然，我们确实也要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90年代有了不同——90年代时，农村人口千军万马般进入城市，现在劳动成本有了很大的提升。从外部环境看，当时中国加入了WTO，而现在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WTO在解体。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只有4亿人可以说成了中等收入群体，人均GDP才是发达国家的六分之一，发展的动力也仍然强大。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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