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

洞庭湖是我国湿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亚洲重要的候鸟越冬地，也是世界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由于不可持续的过度开发和围垦，洞庭湖水面缩小了近4200平方公里，导致长江沿岸减少了80%的湿地和75%的拦洪能力，功能不断退化，使栖息在那里的数百种动植物失去了生活家园，生物多样性正逐渐消失。在大大增加洪灾风险的同时，还导致旱季水流量减少、剩余水体污染物加重的现象，从而导致鱼类减产。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极端气候事件（如强降水和干旱）将会增多，会给长江流域4亿多人口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2011年5月29日，干涸的洞庭湖。IC  资料图

从2002年开始，我们在湖北省发起了“携手保护生命之河－长江项目”——重新连接各个湖泊，恢复湿地。该工程一方面能够显著提高抗洪能力；另一方面还能通过增加水流量、改善水产养殖业管理，改进农业实践，将水质提升到饮用水的等级。同时，我们与湖区地方政府合作，清除了原来洞庭湖上的“迷魂阵”、电打鱼等乱捕滥捞违章作业，恢复当地汉寿龙舟赛、三棒鼓、观鸟赛等传统文化，发展生态旅游带动地方经济，也推动了湿地保护。近年来，这项工程成功促进了野生鱼种的种类和数量，使得渔获量增长幅度大于15%。总体而言，恢复湿地不仅提高了本地社区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还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2018年2月25日，洞庭湖湿地。IC  资料图

合理且充分地利用我们身边的大自然，这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多种方式中有效且最具经济效益的方法之一。而且在用低成本方式解决气候变化引发的问题的同时，还能带来额外的收益。

近年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引起了广泛关注，2019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在挪威、斐济和新西兰的支持下，成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六个优先行动之一）的牵头国家。

自然提供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经济可行性上有诸多优势。首先，可以避免不必要或过度成本支出，减少未来灾害重建成本。通过比较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收益和人工生态技术项目提供的服务收益及成本就可以确定投资在经济上是否值得。比如：与污水处理厂相比，森林和湿地能够以更低廉的成本提供水过滤和清洁服务；人工碳捕获和封存技术 需要重金实施，然而自然生态系统（森林、农田、湿地）本身以在地上、水中或土壤里储存了大量的碳，而且每年还会吸收更多的碳，所以通过遏制森林砍伐或生态系统退化就会减少大量碳排放。另外如果考虑到投资的自然资本（比如种树）不仅不会贬值，还会增值，以及健康生态系统提供的全面生态服务（气候调节，原材料供给服务，文化服务等），都会使投资自然资本变得更有经济吸引力。

其次，通过提升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能促进对自然资本高度依赖行业（旅游，房地产，农业）的发展，为全球经济增加数万亿元的产值。例如，在菲律宾宿务港珊瑚礁的大部分收入（每年约250万美元）来自潜水游客的现场和非现场消费。据估计，如果珊瑚礁质量和湿地管理工作得到改进，该区珊瑚礁和红树林渔业收入以及游客消费额会双双增长，能给该区带来60%的年净收入增长。而在非洲实施的绿色长城计划最初主要是阻止撒哈拉沙漠向南侵袭。该计划在2011—2015年第一个规划期内，就适宜品种、民众需求、经济活动、土壤修复、增加收入等方面进行研究和实验。其中在为当地民众增收方面，提供包括蔬菜种植、畜牧经济、家庭农产、养蜂等指导。该项目第二阶段2016—2020年预计投资25亿美元，并计划到2025年，恢复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生态系统和生产系统活力，实现生态和经济社会治理“双重功效”。从短期来看，这些树木可以保持土地湿度，降低昼间土地温度。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候鸟、昆虫、老鼠等动物又在这一地区重新出现。当地牧民觉得，有了树林后，牲畜可以在树荫下躲避强烈的日照，牧民积极性得到了提高，增加了牲畜数量。目前，塞内加尔已修建400万公顷的绿色长城，有30万民众从这一项目中受益。另外，毛里塔利亚、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在国内一些地区发展农业种植园，旱季时种植动物饲料。当地的年轻人加入防火队和绿色长城养护队，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解决了社会稳定问题，消除了恐怖主义滋生。

借助金融工具实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然而，尽管潜在内部回报率很高，但是由于投资回报期长，以及生态服务系统的正外部性很难内部化，阻碍了相应投资的发展。这意味着除非可以获得政府财政/政策支持或者因为出于需要符合政府法规要求的原因，否则很难撬动私人资本进行生态恢复项目的投资。因此政府参与的角色尤其重要，例如，在一些盈利性项目上，政府和私人资本可建立起公私合作关系（PPP）。根据文献梳理，整理了以下发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投资来源和工具。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投资来源和工具 康宁制图另外，作为在金融系统中占比最大的银行，虽然不直接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但是可以通过把可持续标准（比如非毁林可持续方式生产的农产品原产地追溯等）纳入贷款附带的约定事项，约束企业遵守可持续操作，披露企业的碳排放信息，加速推动其向最佳实践的转型。例如，2019年5月，农业巨头路易·达孚公司与贷款人达成7.5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利率与公司可持续发展表现挂钩。可持续发展表现以二氧化碳排放、电力消耗、用水以及运往填埋场的固体垃圾等指标的减少作为衡量标准。可持续性评级上升，则利率下降，反之亦然。

另一个银行提高在软性商品供应链可持续性的例子是2019年7月，中粮国际与20家银行组成的银团签订了总额为21亿美元的可持续性关联贷款协议，以此作为公司核心融资机制。该贷款机制下的保证金与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考核挂钩，目标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绩效指标年度同比改善，不断提高农产品的可追溯性。

虽然世界各地政府和私营部门已经在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性的实践，但是为了真正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投资，仍需要持续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需要建设相关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自然资本评估并设立相关指标。通过数据收集建模等准备工作，在区域范围内建立环境资产负债表，实现环境资产向金融资产的转化。通过金融模型找到环境的正负资产明确收益方和污染方，建立和完善收费体系。通过收费体系，产生有回报的投资产品和市场体系，并通过政府立法来确定保障。通过环境金融产品市场的建立，让环境恶化的情况通过金融投入的手段发生转化，也让环保事业获得可持续的金融投入。2013年我国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要求全面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三亚市也于2018年探索编制我国第一份城市级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这些都为打通自然资产和金融资产之间的屏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政府和监管部门需要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创新的金融模式，开发和支持可盈利的项目模式，大力发展包括公共资金，公益资金和私人资本组成的混合融资的模式。混合融资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各类资本的特长并撬动私人资本加大其影响力投资。调集来自资本市场的额外资金是这些融资工具的主要目的之一。公共资金将被作为“风险缓释”来创造具有可融资性的项目，并吸引私人部门资金投资于既有经济汇报又有环境效益的项目。

最后，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绿色债券和其他影响力投资工具，但它们在全球金融流通中所占比例不到1%。各国/区域的标准趋同工作任重道远；虽然金融部门意识到自身在引导企业走向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但由于国别文化，体制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将负责任投融资原则和负责人保险原则投入大规模实践仍是一大挑战。

（本文作者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金融项目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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