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新作《改变中国》 讲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龙去脉

4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改革卓有成效，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乡村到城市，从地方到全国，变革无处不在，从农民、社会精英到政府官员，全民改写时代。40多年来，取得如此成就的中国经济变革过程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精彩的故事？又有怎样动人心魄的探索和博弈？种种细节，鲜为人知。

11月30日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携新书《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与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渊，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黄伟一起，在上海中心·朵云书院旗舰店，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活动现场

经济改革之路：从增量到存量

《改变中国》以经济改革为线索，将中国农业部门的自发变革、莫干山上价格改革论战、巴山轮上通胀辩论、深圳特区试验场的创立始末、分权财政的意义、中国金融变革的精彩片段、国企改革的脱胎换骨之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等核心事件为关键点，结合个人实际经历，从专业角度对核心事件所产生的经济学现象进行分析和阐述。

讲座中，张军提到，中国的经济改革之路曾历经坎坷。由于中国有较长的计划经济时期，海外研究者一度对中国经济缺乏关注，直到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此时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之后，由于中国经济有一段高速增长期，美国学者巴里·诺顿曾出书谈论中国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改革，题目为“Growing Out of the Plan”，译成中文即为《计划外增长》，提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是从外围开始。

在彼时的经济背景下，要推动工业化很难，大量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因此当时对工业化的尝试主要在县级市层面上进行，这也是增量的一种形式。1990年代之后，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改革总结成“增量式的改革”，既是渐进主义，也是自下而上微观主导的改革。

“1984年，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正式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许多人眼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开始。”张军提到。随之而来的是1985年发生的通货膨胀。后来有经济学家建议，由于供给和需求之间要保持平衡，进行存量改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价格放开，“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就因此出台。

价格双轨制：次优的办法，最优的结果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漫漫征途中，价格双轨制尤为受到关注。1984年9月初，由《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了“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价格改革是一个焦点。根据当时的记载和报道，价格改革主要分为三派：调派、放派和第三种主张——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

所谓“双轨制”，就是“市场轨”和“计划轨”并行，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计划分配的比例逐步缩小，市场销售的份额逐步扩大。双轨制既避免了价格一次性放开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又延续了市场改革的精神，受到了国务院主管领导的首肯，从此成为价格改革的主导政策。

据回忆，价格双轨制推行之后，遭到了相当多的责疑和批评，以致随着改革深入和矛盾累积。究其原因，是因为价格双轨制产生了很多问题。

更明显的问题是随之带来的物价飞涨，甚至引发抢购狂潮。直到1992年9月1日，国家物价局宣布将571种产品定价权交给企业，22种产品产价格下放给省级物价部门，至此，物价闯关正式成功，价格双轨制也走向了尾声。

这样一个富有争议的经济学理论，为何在多年后重新受到关注？“如果有经济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有可能冲击诺贝尔奖。”因此在改革开放40年后，对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之争逐渐在国内经济学界上演。“我们不能说双轨制在中国成功了，但是理论上可以论证。双轨制看起来是个次优的办法，但是它可以达到最优的结果。”张军表示。

在高渊看来，这本书除了体现张军的专业经济学家身份，更能体现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从大量史料中找到了改革开放前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些细节。除此之外，张军文笔活泼生动，将复杂的经济改革娓娓道来，对普通读者而言亦十分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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