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遇到“向上流动”困局

修例风波发生至今，止暴制乱仍是当下首要任务。但其背后折射出的一些社会问题同样需要正视——当无论基层中产向上流动都变得日益艰难，当付出与回报并非正比成为普遍现象时，香港距离“阶层固化”是否已不太遥远？

“向上流动”撞到“天花板”

香港市民谈先生和妻子居住在柴湾20平方米的公屋单位内，他几乎做过所有不需要文化的体力工作。从事废纸回收以来，老板10年不加工资，这名老实巴交的基层工人对生活已没有什么热情。

在香港，这并不是个例。和谈先生处于同一阶层的人群2011年就已超过220万，他们集中在收入偏低和以体力劳动、低技术劳动为主的行业中，占香港总工作人口的比例已达68.3%。

这个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几乎一致——居住困难、收入偏低、工时偏长、缺乏退休保障、享受公众假期偏少。最关键的，是缺乏向上流动的途径与通道。

而在30岁出头的李先生看来，香港中产阶层面临同样问题：“他们不想将生活水平降低，但同时又做不到“无忧”。如果收入和事业跟不上社会发展，就没办法维持原来的状态。”

在香港高校任职多年、刚刚结婚但没有自置居所的李先生说，向上流动空间有限是年轻人的障碍所在。

2018年2月进行的一项名为“香港年轻人的困境与机遇研究报告”结果显示，年轻人认为其在教育、房屋、经济、创业以至向上流动等方面皆面临困难。

比如，所受教育未能与时并进，无法学以致用，取得学位因学历贬值无助上流；楼价过高，难以置业或拥有安居之处，局限未来的个人规划；认为香港经济决策有利大财团、欠缺实体经济，对香港经济的看法倾向负面。

“香港年轻人要提升收入和地位很困难，特别是碰到往下掉的中产，会有较多的挫折感。而这些挫折感最后会反映到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上，这是他们有较多不满的核心原因。”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郑宏泰说。

“一方面高薪职业少，一方面工资增长慢，职位晋升的竞争现在也比过去更激烈。”中银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指出，加上与香港工薪阶层家庭收入脱节的高楼价，年轻家庭的心理压力有增无减。

经济减速及产业趋窄堵塞阶级跃升通道

“向上流动难不是香港所独有，很多发达经济体也有这个问题。”香港特区政府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香港经济放缓致中产职位减少、产业结构转型令制造业萎缩、服务业集中在中低端引起贫富差距拉大等，都是社会流动停滞的部分原因。

经济繁荣为人们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同时也促进社会流动。相反，当经济成熟与增长放缓时，竞争自然较大，令向上流机会减少。

相关数据显示，香港本地整体劳动人口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在1997至2013年期间仅有14%的累积升幅。但小型住宅单位的平均售价在2006至2013年期间累计上升188%，同期的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却只增加30%。加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短期的经济波动影响了社会流动的速度。

此外，产业结构无法提供大量多元化发展机会也是香港社会流动性减弱的重要原因。谢国樑指出，香港产业基础比较狭窄，作为一个纯金融服务业的城市，其缺乏第二产业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

“一方面这由于特区政府长期信奉自由经济，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另一方面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关。”谢国樑说，产业基础窄其实是发达经济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与竞争格局下，像香港这种小型的经济体很难大而全，只能做它最有优势的产业。

但这就导致就业机会方面，香港高增值、高收入的就业岗位不多，并主要集中在金融和专业服务上。实际上，能够容纳比较多高薪岗位的产业是高科技以及高端制造业，但香港现在恰恰缺乏这些行业。

同时，教育程度高的就业人口（大学生）不断增加，但没有配套的有发展前景的就业机会，一些大学生无法像上一辈那样逐步提高生活水准，于是郁郁不得志，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

以制度化举措发展经济拓宽产业结构

聚焦土地房屋、切实改善民生、发展多元经济——在刚刚公布的最新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用超过220项新措施为香港规划新蓝图，迈出了解决社会向上流动问题的关键一步。

“施政报告集中回应了两大社会深层次问题，即土地房屋的需求和缓解贫富差距。”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廖群表示，比如全面调高在职家庭津贴和改善综援计划等措施，就充分照顾了香港中下层市民的需求。

一系列支援家庭、扶贫和教育的新措施都在报告中推出，发展多元经济也在多个范畴提出了建设性举措。有分析指出，特区政府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就应该积极配合产业结构的变化，找寻新机遇与新产业推动经济多元增长，为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利因素，从而创造更多就业与发展机会。同时，还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并调整香港的税收制度。

此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及社会流动往往建基于人力资本与教育效能之上，社会也要不断合力改革教育，为新的产业结构提供合适、高素质的生力军。

“香港年轻人的困境与机遇研究报告”进一步建议，可考虑增加各院校到内地的交换生名额和资助、资助年轻人到内地就业及进行长时间交流，以及提供更多资讯渠道供年轻人到外地开拓视野。

“但首要是推动香港经济更快发展、产业更为多元广阔，才能为人才提供更多不同的机会。”刘兆佳说，政府扶持产业的力度要加大，土地房屋政策要改革，强化吸引外来投资和人才，同时应该用好香港服务“一带一路”区域性服务中心的功能，强化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型，制造更多就业。

谢国樑建议，应该积极支持和协助香港工商界拓展“一带一路”市场，如果能在海外有一个比较广阔的发展前景，自然可以把年轻精英通过企业渠道带出去。

“但一切措施的背后，都需要社会稳定。”刘兆佳强调。

放下包袱，放眼广阔空间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全球化分工的影响，香港经济表现与产业结构的改变和调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加上本地就业市场饱和、竞争加剧，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寻找机会，已是十分必要的选项。

可惜，香港不少年轻人不愿面对世界，宁愿留守香港。一项调查显示，只有约37%的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全球化对香港利大于弊”及“内地与香港融合对香港利大于弊”。只有不到一半的1976至1990年出生的受访者同意或非常同意“内地比香港有更多就业机会”，超过80%“不中意到内地工作”及“不打算长远在内地工作”，只有7%受访者认同“到内地工作对提升社会阶层有帮助”。

“如果现在香港的年轻人愿意放下一些包袱，把眼界打开，机会将会更多。”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郭一鸣说。

随着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北上就业已是趋势所向。面对改革开放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机遇，香港年轻人需切实加强对内地的认识，将自己的天空扩阔，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特区政府也应为年轻人提供内地就业的介绍与机会，让其可以发挥所长。

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香港年轻人应努力谋求机会，向上流动才指日可待。相反，如果总是抱怨社会不公，甚至通过非法暴力行径进行发泄，凡事皆怪罪政府或制度而不向自身寻找原因，不但问题不会自动解决，反而会令自己的未来真的向下流去。

“修例风波的平息需要一个过程，复杂因素集聚而成的社会矛盾也很难单靠一项措施可以解决。”谢国樑说，但解决社会向上流动的问题必然是其中的一个渠道。如果香港年轻一代能够有更好的前景和未来，这对香港社会恢复安定和长期繁荣，肯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原题为《风物长宜放眼量——当香港遇到“向上流动”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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