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刚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其中，Esther Duflo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现第二位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得主。

实验性经济学方案，贫困研究有益的突破

他们的得奖是不让人意外的，尤其在世界的这个时刻，贫富差距在加大，人民间相互理解的平台在撕裂，一切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应用性受到了怀疑。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著，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出版。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提出，当面对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了解穷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的反应，否则，就会发现一些理论和政策是失效的。

他们这样做了。为了摒弃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他们用15年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他们了解了，为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得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无法从保健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到扼杀。此书也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会比象征性的影响更重要，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在方法上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印度媒体评价，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需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卫报》的评价是，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本书引发了关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则认为，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样应付贫穷的。

你猜，你猜，你猜不着的奖项得主

有人说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预测奥斯卡奖一样难。这纯粹是瞎说。两者预测的难度和得奖的难度有一致性。奥斯卡是“双规”奖项，基本上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就往往在很久以前就建立而且即使不是如雷贯耳也在相关领域中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有实际意义的运用，无论其成就影响力或奖项选择基础，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精确预测某一届诺贝尔奖得主是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简直可以说和得诺贝尔奖一样难，甚至可以说更难。因为你会发现，诺奖得主几乎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神，他们基本上早已经是学术殿堂中的熠熠生光者，注定有一天得到新的奖项加持一下。而我等要在漫天星光中寻找出符合今次诺贝尔奖评委口味的“那个人”，不是也许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这当然和诺贝尔奖评选的流程有一定的关系。关于诺奖是怎么选出来的，过去曾经有一些“猜想”和“流言”，以至于学界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论。其实，诺贝尔奖是怎么选出来的，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清楚详细的介绍，谁有资格提名谁有资格选等等，一目了然，毫无疑点可言。当然，对于谁提名了谁谁选了谁则是高端机密，知者必须缄口50年。Esther Duflo生于1972年，今年47岁，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他得奖于1972年，年龄是51岁。因无法知晓最年轻的“被提名人”年龄，我们假设最年轻的被提名人也就差不多这个年纪，倘若此人没有获奖，知道此消息也得是百岁老人了。而诺贝尔奖并不颁发给已过世的学者，因此，恐怕获知自己或者别人是否曾经被提名其实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博彩公司会大张旗鼓的跑出来让大家猜谁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帝”“影后”等等，而且结果还多半八九不离十。但对诺贝尔奖，尽管关于文学奖等等也有好事者众想要“搏一搏”，却几乎都是猜得“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而对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奖项，甚至都没有这种“开盘”，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嘛。

猜不猜得着又怎样？得不得的了又怎样？

现在说到诺贝尔奖经常会出现一个词，“陪跑”。这个词过去经常在奥斯卡奖评选里听到。比如说“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长年“陪跑”，一朝“梦圆”等等。但在诺贝尔奖里，严格意义上其实很难说谁“陪跑”。奖项得主若在午夜梦回被人吵醒说：“您好，恭喜您，您获奖了”时，只是需要多清醒清醒看看自己是否半梦半醒，而不会需要在此时唱起“可惜又是你，陪我到最后”。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被谁陪以及自己陪过谁。

今年化学奖得主之一是日本吉野彰教授。东京电视台兴冲冲去“挖老底”，找到人家二十几年前就去过的居酒屋，采访了当时就在的老板娘。老板娘笑吟吟地祝贺吉野彰教授，并“爆料”，“他二十几年前来这里就说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呢”。

全世界都大笑。

但我觉得有个人说不定会很伤心。如果他也去过了居酒屋，也有个老板娘接受采访，可能会说，“他二十年前来这里，我们就说，听说你要获得诺贝尔奖了呢，村上君”。

可是，尽管一定也会有虚荣心，对于真正的学者或作者来说，还是做自己热爱的、想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当获悉被授予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照常给学生们上课。新闻发布会被推迟，校长、院长等一大批人也只能等新科诺奖得主讲完课再正式向他道贺。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另一名得主John B Goodenough更是拥有“彪悍的人生”。经历过好多看上去没有“前途”的选择，什么阅读有障碍所以只能选学数学，什么上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第一次考试就挂了，什么做了24年磁性材料研究刚有成果预算被砍了，什么做锂电池牛津不愿意帮忙申请专利只好拱手送人等等。对于钱也毫不在意，那个被“送”的专利据说最后被索尼买走继续开发，现在这个领域价值连城，他压根儿无所谓。他一心只想继续研究，现在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诺奖得主。

时代进步，研究深入，不用争，都有份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其他领域一样，理论研究很枯燥，也非常需要积累。新中国各学科积累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经济的成功早已经获得世界瞩目，想要进一步深刻研究的大有人在。

前不久有一些传言，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双轨制”受到了更多注意。随即网络上甚至开始流传一些文章，对于“双轨制”理论所有权应该“花落谁家”进行争论，一时间有点分不清理还乱的意思。

其实，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锤定音完事的东西，在时代前进的阶段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经由不同的手段和工具，创造出新的理论内涵和应用。也可能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说博弈论。

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士特恩Oskar Morgenstern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通过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

1950年，约翰·纳什（John Nash）以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为题写出27页博士论文毕业，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9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后，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等博弈论学者都在获奖名单中。

尤其是2005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的非数理博弈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的，与主流的数理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有很大不同，它完善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也就是说，约翰·纳什本就是“突破性”的以非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项第一人，而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又从某种意义上进行了突破，不是坚持采用数学语言和公理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沿着非数理却仍然严格逻辑的路径，对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一种理论突破是有创造性的，而且逻辑深刻、理论成熟、架构完善、有普适性，就一定会受到普遍认可。

人才如何汇聚

有人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评选也是有各种“裙带”关系的。谁是谁的学生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同门谁是谁的亲朋好友啥啥啥啥啥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

那国内评奖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内有这个问题所以觉得国际上也有？还是国内没有这个问题就国际上有？

这个咱也确实不知道。这个咱也不知道怎么去问。

但是从很多诺奖得主的书籍里面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还真的蛮多的。

比如说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动物精神》，合作者是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本书里讲“复利”时，希勒还拿阿克尔洛夫的妻子做例子，说她如何聪明地勤俭持家。这位“贤妻”就是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2017年，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 Thaler）凭借其为“行为经济学所做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错误”的行为》，里面当然不可避免提到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也是难得的非经济学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行为经济学。书中还提到很多其他诺奖得主，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斯·阿罗的出现。由于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受到很多质疑，尤其在较早时期，经济学者和心理学者都不愿意加入相关研究和实验，泰勒的研究举步维艰。阿罗是最早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先进性”的人之一。尽管他自己在古典领域已经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被很多“大牛”认为是有资格拿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是他依然思路开阔、热爱研究，不断探寻新的方向。虽已届高龄，他给了泰勒相当的支持。

我们可能会看到，当代最负有盛名的人，他们经常有来往。

正如当科斯初初崭露头角，他在美国一个家庭聚会里与一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激烈辩论，最后彼此理解。这群人中就有数人后来成为诺奖得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莫如说，当代思维最活跃最深刻最有创造力的人，他们经常来往。

当我们看到得奖的总是那些地方、那些学校，与其去问，怎么总是你？不如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培养、留住这么多优秀人才？

后记

有人说中国很快就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或者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诚如那些拿到过或没有拿到过奖的学者和作者们，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怎么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吸引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追寻自己科研目标的人，越来越吸引那些一心想好好做事的人并且给他们足量的空间去做好自己的事开拓自己的思路有足够的争论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正像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一样，即使在任务看上去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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