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虽然入侵者被赶出了苏俄国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愈发加深了。从1919年3月起到1921年初夏,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7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深深的不安。

斯内夫利特用粗壮有力的手,拎起两只皮箱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竟然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夜。

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维也纳火车站,因为奥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把斯内夫利特驱逐出境!

于是,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4月15日离开维也纳,4月21日从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原名“阿奎利亚”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

时间淡化了档案的神秘面纱。据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英文档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提及了这位行动诡秘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两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您忠实的艾斯敦

翌日,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

北京比尔比·艾斯敦爵士

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您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将非常高兴地向您提供。

您忠实的欧登科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兰政府(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

正因为这样,1921年4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那里的警察便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非常清楚地告知了斯内夫利特的动向:

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章,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1921年4月21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于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的动向。

各国大使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发出密电,那充满着音符的维也纳上空顿时充满着不协调的无线电波。

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英国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英属亚洲国家斯里兰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因为这些地方是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时可能经过的。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斯内夫利特的中国之行,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斯内夫利特究竟是何等人物?

鉴于他后来在中国的常用名字是马林,以马林著称于世,此后行文为照顾习惯,改用马林。

1922年7月30日苏联《真理报》所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一文,清楚地表明了马林的重要地位。只是《真理报》公开发行,不能把这位做秘密工作的人物的姓名捅出去,因此文中以“X同志”作为代称。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原文如下: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次会议上,X同志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X同志在中国待了一年半,不久前刚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操控于列强之手,而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国内尚无完全成形的阶级)并不发生有力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进行着民族主义运动,它得到侨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帮助。

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直到今天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

处于外国资本家统治之下,而又是大工业中心的华中(上海),还不具备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化的可能性。南方的情形则不同,在这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有组织的海员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5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1.2万人之多。

随后,报告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那里,大国之间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为此他们竞相利用中国的各个派别。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拥护改革、反对北方满洲反动统治阶级的民主制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看来遭到了失败。

下期看点:“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创立的,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称“共产国际”。它的通俗、形象的称呼是“世界共产党”。列宁是共产国际的领袖。马林于1920年7月在莫斯科见到列宁,受到了列宁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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