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肋”社融：瑕疵越来越多 还有必要作为政策目标吗

近年来，社会融资规模（以下称“社融”）增速和M2增速常常背离，也被不少研究者讨论，但这样的讨论是否有意义呢？因为讨论的前提首先是数据真实可靠且尽量完备，数据统计有清晰的理论依据和逻辑。

2010年11月，央行开始公布社融数据统计，并且自2011年起，社融与货币信贷的增长情况就被政府工作报告列为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由此，社融数据从最初的统计观测参考指标，就变为央行货币政策需尽力完成的刚性指标。

但自推出以来，社融数据本身和使用就一直被质疑，尤其是社融数据质量方面。

首先，社融推出背景是2010年以来理财、信托、委外等金融新业态进入快速发展，即实际上出现了金融“假脱媒、真影子”的变化，为了观测这部分仍以银行提供为主但又是非信贷融资的情况，央行推出了涵盖信贷和非信贷融资10项融资内容的社融统计。可见，社融统计有其特定背景和目的。

其次，针对金融空转，尤其是2013年“钱慌”之后，金融部门实施了多轮以去影子为主的金融去杠杆，2018年之后，影子融资就持续处于收缩状态，即在社融统计中，影子融资持续处于净减少状态。可见，与2010年社融推出时相比，当前中国的融资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三，2015年至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启动，3年间累计有15万亿的政府隐形债务显化为地方政府债券，由于在社融统计中没有包括政府债券，但却包含了部分政府隐形债务融资，因此，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直接导致这15万亿的融资由原来纳入社融统计转为不再被社融统计。由此，社融数据的连续性受到影响。

第四，2018年9月之后，央行又把地方政府专项债融资纳入社融统计。但正因此，究竟该如何处理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地方政府专项债以及政府隐形债务在内的政府类融资，社融统计至今没有一个清晰的逻辑。但鉴于未来政府类融资必然还将上升，而不清晰的社融统计逻辑，必将严重削弱社融数据的质量。

第五，目前央行公布的社融数据的时间起点是2002年，数据长度已接近20年，但围绕社融数据与经济运行的相关分析却寥寥可数，以社融数据为基的政策工具更是一片空白。以此推断，社融数据在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中，很可能依然仅是个参考指标，至于其为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提供的实际参考意义究竟有多大，央行并未给出清晰说明。

仅仅上述列举的这5条，就已经让我在使用社融数据进行经济分析时，惴惴不安。不过社融统计若只做为一种观测参考，尤其是对影子融资的观测，还是有其优势，但就目前社融数据的现状，是否有必要继续与M2并列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值得商榷。

社融已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预期目标，一个瑕疵越来越多的统计指标，能否体现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呢？而在社融统计完备之前，就将其定为刚性目标，并以此来考量政策，对经济运行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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