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与工厂“抢工”？ 劳动力市场迎“变局”

求职者在了解用工信息□郑生竹王阳潘晔

“你在送外卖的路上风风火火,我在孤独的流水线上独自难过”

“月薪过万招不到工人”

“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到工厂”

每逢春季招工时,传统制造业都会面临一轮“用工荒”。

在今年,面对新的经济形势,社会各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大变局”的讨论尤为热烈:一方面是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技术工人招聘门槛和薪资待遇不断升高,合格产业工人供不应求；一方面是快递、外卖、网约车等新兴生活性服务业释放大量门槛较低的工作岗位,年轻人有了新的就业选择。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央提出“六稳”工作目标,把“稳就业”放在首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的目标。

青年劳动力到底去哪儿了?笔者带着这一问题,近期走访东部沿海多个用工大省,采访了青年就业者、用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

A、离开“流水线”的工人们当起“搬运工”

“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春江水暖鸭先知,春节后一则广州制衣厂老板吐槽“招工难”的新闻短视频,成为当前产业工人逃离流水线现象的生动注脚。

这些“买水不见”的人,有的并没有回到农村或县城,而是换了一身行头,穿梭在城市高楼和小巷之间,他们成为现代都市白领们离不开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妹”“滴滴大叔”……

陈大芳离开工厂快两年了。2010年,刚刚20出头的她来到南京打工,在一家电视机厂干贴标签的活。刚开始月工资不到两千元,一年不到,升为调试组长,工资一下子涨到了四千多元。按照以往晋升路线,如果继续干下去,她有可能当上线长、科长。

“要想有比较理想的职位和工资待遇,必须熬上很多年。‘一个萝卜一个坑’,要想升上去,也得等到有位置空出来。”考虑到在工厂发展空间有限,加上工作期间儿子出生,一家五口蜗居在公婆单位的房子里,陈大芳想改变生活,于是毅然辞去了厂里的工作。

2017年下半年,陈大芳加入了外卖大军。她发现工厂内外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在工厂里,工人穿着干干净净的工装,在室内恒温的环境下,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工作枯燥常常加班,但风吹不着雨淋不到。而送外卖却要风雨无阻,“烈日当空、风雨交加也要去送快递。重的比如180瓶矿泉水,轻的比如一盒药、一根数据线,都要准时送达。”

陈大芳曾是所在站点70多名外卖员中月度、年度“跑单冠军”,她的近期目标是多存点钱,给公婆换个大点的房子。风里来雨里去,陈大芳并不打算回到工厂,在她看来,当外卖员是目前能找到的收入最高的工作。

陈大芳们的工作委实像不同类型的“搬运工”:外卖是将一日三餐送到都市年轻白领手中,快递是把网购货物送到千家万户,网约车是把乘客从一个场所送到另外一个场所。

工信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尹训飞分析认为,近几年,互联网新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类似于外卖、快递、网约车这类生活性服务业,成为离开流水线的产业工人们重新就业的主力,尤其是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再就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关行业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美团外卖发布的《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显示,超过270万骑手在美团外卖获得收入,骑手中上一份工作最多的就是去产能行业产业工人,占比达到31%。

《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8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393万人来自去产能行业。

与“流水工”转向“搬运工”现象相呼应的是,新增就业人口也不愿选择工厂作为栖身之地。不论是打算去城市打工的小镇青年,还是即将毕业的学生们,都越来越不愿意走进工厂。

B、“招工难”，为何难？

笔者在走访一线制造企业时发现,不少企业主表示,企业的招工和用人成本一年高于一年,人才供需市场已发生转变,“以前是‘工厂挑工人’,现在是‘工人挑工厂’。”

“现在依然是高成本招工,却往往招不到工人,导致一些工厂不敢大规模接单。”苏州市拉波尼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开恩说,近几年,因为招工用人成本不断攀升,企业盈利水平却一直徘徊在低位,身边一些同行有的在缩减规模,有的干脆关张转行。

纺织服装是全国百强县江苏常熟市三大支柱性产业之一,曾一度吸纳了河南、安徽、苏北等大量外来务工人口。当地多名工人告诉笔者,为鼓励节后工人返厂,当地一些工厂甚至开出奖励1000元至3000元不等的“回厂补贴”。

为应对用工问题,江苏、山东等地制造企业在考虑产业转移,将工厂搬迁至中西部或东南亚等人力成本较为低廉的地方。

“本地工人一个月五险一金的缴费,相当于越南工厂工人一个月工资。”南通荣威娱乐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青告诉笔者,公司这几年业务发展迅速,用工人数高峰时已达到8000多人,即使将公司设在南通人口第一大县级市如皋,也依然面临着“用工荒”难题。而最近几年,新进员工流失率更是有增无减,入职7天内流失率曾一度达到20%。

尹训飞分析认为,近年来,二三线城市产业基础设施配套不断成熟,利用税收优惠等政策聚集吸引外地企业入驻,就业岗位需求处于上升期,外加当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导致从业者从东部发达地区回流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十分明显。

但产业转移有得有失。相对于珠三角、长三角等制造业聚集区,中西部、东南亚等地的产业链不够完整,再加上国外劳动者适应不了经常加班,管理成本随之上升。

除了转移,一些大型企业也正在通过机器换人来应对招工难,企图降低用人综合成本。

C、服务业凭什么吸引年轻人？

在慨叹、抱怨快递、外卖、网约车等生活性服务业从制造业“抢人”时,制造业企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企业主们也在反思,为何工厂留不住工人?

“工作时间自选,13000元轻松赚,上手简单按次结算,奖金提成保险一样不少!来美团当外卖小哥,钱高单多保障好,超越白领就是你!”在百度输入美团外卖,置顶显眼处则是这样一条骑手招聘广告。

“上班时间灵活、收入有保障、时间自由是选择做美团骑手的最重要原因。”美团外卖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77%的骑手来自农村,80后、90后居多,15%的骑手拥有大学文凭。

2018年4月,滴滴和美团在无锡上演补贴大战,一时间吸引大量周边骑手涌入。笔者在当地外卖站点现场采访了解到,不少产业工人辞去工作来到无锡。看到“日赚千元”的消息,甚至有在上海办公室上班的白领辞职前来应聘。

“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平均薪酬普遍高于一般制造业,工作时间有一定的自由度,在一二线城市尤为明显,这是从业者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重要原因。”尹训飞说,以快递为例,2017年顺丰速运员工平均薪酬为12.15万元,显著高于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4万元。

“在工厂一线苦、脏、累,年轻人不愿意去做,在工厂受这个管那个管。”在被问及企业当前发展碰到的困难时,南通祥泽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凡明把用工紧缺列为第一位,同时,他也十分理解年轻人为何不愿意留在工厂,“年轻人在工厂感到没有前途、不自由、压力大。”

面对工厂留不住人这个话题,不少网友踊跃吐槽:“制造业流水线凭什么留住劳动力?靠强度大、待遇差、薪酬低?骑手做每一单到手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钱,加班赚的都是看得到的真金白银。”“当一个低学历、无技能的年轻人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月薪过万!你说他会如何选!”……

此外,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职业门槛低,也方便了产业工人“横向转移”。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看似自由、钱多、门槛低的生活性服务业,也许只是看上去很美。

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风险高、保障低的现象突出。近年来,外卖、快递企业“多拉快跑”的营收方式,导致城市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多发。南京交警发布的2018年下半年外卖骑手违法数据显示,平均每天有25名外卖骑车交通违法被查,其中,不少人属于二次违法,甚至多次违法。

根据共青团昆明市委近千份问卷调查,昆明近五成快递小哥没有“五险”。“目前网约车司机、外卖员与平台之间基本上都是服务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说,这种灵活、弹性的就业形式,在法律上也很难认定劳动关系,一旦发生工伤、意外,维权艰难。

相对于一线产业技术工种,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几无要求,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日渐成熟的将来,也存在被替代可能性。例如,京东的快递智能派送车已经上路运行。未来是否会因此出现一波大规模失业潮?

D、结构性就业矛盾亟待破解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结构性就业矛盾导致“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一方面,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工厂,而薪资待遇并不低的专业技术技能岗位却长期处于紧缺状态,“硕士博士满街跑,高级技工难寻找”现象突出。

另一方面,我国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不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城镇调查失业率确定为5.5%左右,相较去年上升0.5个百分点。

受访的业内人士都普遍认为,外卖等生活性服务业既不同于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也不同于点对点个性化的高端服务业,职业含金量和从业门槛较低。“不像外卖会骑电动车会拎东西就可以,高端服务业对从业者综合素养、人文素养、职业道德要求很高。”江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刘克勇认为,现在一些新型高端服务业的核心从业素养没有固化,而学校教育又远远滞后。

针对上述结构性就业矛盾,受访的业内人士从制造业企业、职业教育、社会舆论、减税降费等方面提出建议。

一是制造业企业须改变原有用工思维提升吸引力。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制造业企业要真正把一线工人作为企业的核心财富和竞争力,以企业效益提升来进一步提高员工薪资待遇,增强员工从业稳定性。加强自身内部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找准人才流失的“核心痛点”,健全晋升机制和激励体系,吸引劳动力回流制造业,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二是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缓解技能人才紧缺。

三是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弘扬工匠精神。

四是进一步降低制造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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