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是深圳最鲜明也最为人称道的“城市精神”，而每个深圳人所表现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则共同营造出这座城市可敬、可亲、可爱的“独特生态”深圳的“精

是什么，让深圳成为了深圳？

这是我们特派深圳全媒体联合报道组出发之际就带着的追问，也是采访中一直试图寻找的答案。

在40年的时间里，经济以23%的高速度持续飞翔——要知道当年亚洲“四小龙”以10%左右速度腾飞了20年，已令世人称奇；

与很多城市一样，也曾深陷转型的困境，不一样的是能迅速化危为机，非但一举冲破发展的天花板，更转而在新产业的赛道上高歌猛进；

在珠三角，在大湾区，在这片中国竞争最为激烈的城市群，“桥头堡”的作用从未动摇，“核心引擎”的功能更是在不断强化；

放眼全球的创新湾区，在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进程中，昔日模仿者的形象被甩在身后，科创支点的新定位已渐渐不可替代；

……

这一切，如何发生？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们的答案在一篇篇稿件中呈现：

在开放中寻找最优的“合伙人”、主动承载国家战略、坚定的市场化思维方式、强势的法治化行政模式……我们试图从一个个宏观的视角，进入这座城市内在运行的肌理，拆解其中的逻辑链条。

产业升级、前海开发、时尚气质的孕育、更高参照系下的全新定位……我们更从一个个具体的现象、一个个重点区域入手，在个案的解析中，努力逼近真相。

时间虽紧，我们采得深入，写得畅快，但在系列报道就要结束之际，大家仍觉意犹未尽。

许多采访中的细节不时浮现，新的感触也在交流碰撞中产生，它们是对城市精神氛围的感知，是对这座城市每个个体状态的体认，虽然碎片甚至片面，但也许可以从另一个维度，进一步丰富对深圳的认识。

“不好意思”的深圳

就在我们出发前不久，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深圳GDP超越香港。而在更早的2017年，深圳GDP超越广州，把人们习惯的“北上广深”改写为“北上深广”。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NO.1，深圳没有预想中的“志得意满”。翻看当地的媒体，对这一“历史性”的突破着墨很少，主流媒体《深圳特区报》只是在二版、还不是头题的位置以《2018深圳经济运行稳健有力——全市GDP达24221.98亿元，比上年增长7.6%》为题作了报道，通篇甚至没有提到香港。

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谈及这一话题，也连说“不好意思”。其实，如果按照当时的国际汇率，在2017年的时候深圳的GDP就超过香港了，他向我们“剧透”。

之所以“不好意思”，是因为这种GDP排名的变化，可能会给外界造成深圳全面超越香港的印象，但在深圳看来，自己比香港差得太多，香港依然是深圳学习、追赶的目标。

就拿我们最惊艳于深圳的经济效率来说，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近50%是生态保护用地，剩下还有12%是道路，就是在这少之又少的土地上，深圳创造出了2.4万亿元的GDP，放眼全国绝对首屈一指。但在深圳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对比国际上的大都市，深圳的城市面积不能算小。纽约、伦敦比深圳还要小，香港与新加坡就更不用提了。”深圳的专家直言。

“我们在单位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这些更核心、更重要的指标上跟香港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吴思康说，“更别说在营商环境、高端人才吸引、国际前沿的创新能力这些方面了。”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越来越理解了深圳“不好意思”背后的潜台词。那就是，在新的大湾区时代，深圳把自己放在了东京湾、旧金山湾这些全球顶级创新湾区的坐标系中，是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顶级城市的阵营中，重新标定自己的位置、审视自己的短长。

深圳市委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志英向我们介绍了不久前深圳做的一个对比研究：

在全球排名，深圳的营商环境大概在30名左右，而香港排在第四；科技创新能力，深圳在20名之外；即使单看GDP，深圳与美国的城市比，也就排在20位左右……“20、30多名的深圳，有啥好骄傲的？”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学习国际一流城市，在深圳已形成常态机制。仅政府层面，每年都会选派公务员去这些城市专门就某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学习。近几年，市级层面赴港学习就派出70个批次，培训人员上千名。

“胆子足够大”的深圳

学习先进城市，清醒认识差距，面对成绩总感觉“不好意思”的深圳，追赶起来可是一向的“大胆”。

采访中，我们和很多人一样，对深圳产业结构、动力机制的成功转型充满好奇。那么多城市提出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为什么深圳做到位了？

“见势早、行动快，敢于决策”，这是深圳官员给出的共同答案。的确，从上世纪废除荔枝节、举办高交会，到本世纪初面对空间、能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果断淘汰落后产能、确定高新技术产业为重要支柱产业，审时度势的深圳，总是在大胆的“自我否定”中，赢得发展的主动。

这份大胆，更体现在战略实施和推进中的超强“定力”。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个细节：产业升级上，深圳提出“腾笼换鸟”，但一开始并不顺利，以至于有不少园区抱怨：“笼是腾空了，可鸟在哪儿”？

现在听来这是一句笑谈，可当年深圳的压力却现实而巨大。2009年，深圳经济增速从年均25%急跌至个位数。2012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一度甚至跌至5.8%。“当时吓了一跳，甚至怀疑是不是淘汰企业太快了？”回忆起当时情形，深圳仍心有余悸，“仔细一查，旧的产能转移了，新的产能还没有完全释放，而经济结构正在优化，这下心里有底了。”

不只是推动产业转型，深圳的大胆，更集中体现在对政策的突破上。

吴思康就笑谈，他当年被调来做政策研究时，深圳市领导就直言，“政策研究很重要，比搞几个100亿元的项目重要得多！”

他介绍，现在的改革开放，国家层面更多的是顶层设计，在这之下，留给地方制度改革和创新的空间还很大，这就更需要认真研究政策、读懂政策、吃透政策，进而通过政策创新实现发展的突破。

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深圳市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若干措施》就是这种大胆突破、大胆创新的最新成果。作为主要的起草人，吴思康介绍，《若干措施》从贸易投资环境、产业发展环境、人才发展环境、政务环境、绿色发展环境和法治环境等六个方面，提出二十大改革措施、126个政策点。“含金量非常高，几乎一句话就是一项政策、一项改革、一项任务。”他说。

像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财产权的保护，国家有规定，但没有实施细则，深圳就大胆探索，在《若干措施》中，从完善财产权保护机制、制定涉案财产处置细则、再到涉企行政执法行为都进行了严格规范。“这些规定能够让企业家在深圳创业更加安心、放心。”吴思康说。

总讲“大白话”的深圳

在深圳采访，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里官员很少讲空话、套话，总是说“大白话”，而且言必称市场，似乎他们的工作就是努力地隐身在市场之后，让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在深圳市发展改革委采访，经济体制改革处负责人孙维德的开场白就说，像我们一个处，几个人，怎么可能比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企业更了解产业发展趋势，更了解无时不在变化的市场？让我们管，一是管不过来，再者也管不了，管不好。

赵志英的表达更为直接——华为、腾讯，这些优秀的企业哪一个是政府管出来的？哪一个是规划出来的？反倒是华为这些优秀企业的创新式发展给深圳市政府带来了很多启示。

关于“规划”，赵志英还讲了一个真实的反例。多年以前，深圳有些官员很羡慕广州的大工业，为此计划在深圳专门拿出大片土地设置“大工业区”，但由于不符合深圳的特点，不符合市场的规律，最后不了了之。

这种直白的话语风格，折射出的是深圳人骨子里养成的对市场的尊重，对市场规律的服膺。用吴思康的话说，市场化的机制已经深入到深圳的骨髓，遇到一件事情，大到产业的规划、小到一个公园的管理，深圳的本能就是看能不能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

正是这种言必称市场的思维方式，让深圳对政府的主动作为总是冷静而克制，并随时抱有一种评估调整的心态。

就像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深圳在科技创新领域政府“大手笔”的投入，吴思康就一再将其归入“科技政策”的领域，指向也锁定为解决初创企业的融资问题，而不认为是深圳在强势推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没有完全完美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要根据市场不断地调整。”吴思康说。而据我们了解，科研体制的新一轮“市场化”改革，深圳已在着力推进，一系列大破大立的举措正在酝酿出台。

当前科研项目管理，一般采取政府立项，企业和机构申报，经专家评审通过后给予资助。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企业和研究机构参与的时候往往削足适履。而深圳则计划彻底扭转这一模式，把科研项目的立项权交给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由其自主立项，政府认可并给予资助。

与此同时，深圳还在探索建立科研项目攻关动态竞争机制。当前科研项目立项一般是通过专家评审，遴选确定一个科研团队承担研究任务，竞争主要体现在项目计划书上，体现在参与人员过去的声望上，导致研发效率和成功几率受到影响。针对这一弊端，深圳计划建立动态竞争机制，形象地说，就是要推动科研攻关模式从“相马”变为“赛马”，几匹马同时跑，看谁跑得快，就继续支持谁，而不是选定了一匹马就只能让它跑，别的马没有机会。

深圳这种尊崇市场、务实、讲求效率的作风，毫不夸张地说已经贯穿在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

就像上文提到的《若干举措》，仔细翻阅，围绕市场化的取向，上百项的政策突破，但总字数只有6000字左右，看不到大段的“前言后语”，全是干货。

“不喜欢说不”的深圳

在深圳采访，接触这座城市的每个个体，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每当我们提出采访的需求，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促成，从来没有简单拒绝。一个同事慨叹，深圳真是个“不喜欢说不”的城市。

说实话，当我们接到任务时，由于时间很紧，对能否如期顺利在深圳完成采访还多少有些忐忑。3月15日，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函件发给深圳市委宣传部，提出采访需求。当天晚上8点，就接到了短信反馈——深圳市商务局和大湾区办两个单位已经落实，请与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直接电话沟通进一步明确采访细节，其他单位周一上班后再确认。

还未出发，就让我们对深圳的工作作风、工作节奏有了最初的也最真切的“体验”，也让我们对这次赴深圳采访增添了信心。

3月18日下午，去深圳市发改委采访，聊起来才知道，这是深圳机构调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工作日，由于主任和副主任都出差在外，根据我们的采访需求，他们安排了解情况的孙维德接受我们的采访。而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处的负责人，孙维德也才刚刚走马上任；

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当我们临时提出要采访一个创业团队时，原本只是负责在展厅介绍情况的前海科创投梦工场事业部的何婷婷，立刻联系同事，帮我们找到从香港来深圳创业的郭玮强。我们的报道《一个港仔，创业在深圳的梦工场》得以顺利出炉；

在大湾区办，下午5点多已经临近下班，但参加完市委常委会会议的赵志英还是匆匆赶回办公室接受我们的采访；

……

不强调客观，不推诿，总是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这样的采访故事，可以说贯穿了我们在深圳的全程。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传递出这座移民城市开放、平等的独特城市气质。

“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我们都是深圳人”，与每一个人交流，都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深圳人”这一身份的强烈认同。

就像何婷婷这个典型的川妹子说的，在深圳她从没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在这里工作、生活，规则透明，办事不求人，一切都很顺畅，倒是回到老家，觉得有些不习惯了！（摘自《青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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