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谈科创板：加快发展机构投资者 科创板企业最重要的是如实披露信息；快速退市制度要有相应的法律准备，监管也要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受访者供图

3月22日，上交所披露9家科创板受理企业，3月27日，上交所共受理8家企业科创板上市申请。3月28日，上交所又披露了两家科创板上市申请受理企业。如何看待科创板受理亏损企业、科创板还有哪些短板要补？如何看待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新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

在吴晓求看来，科创板更关注企业的成长价值，而不是企业现阶段盈利与否。他同时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加快发展机构投资者，帮助投资者识别企业的成长价值。而对于注册制和科创板的思考，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开始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谈科创板与注册制

没有公信力，机构投资者发展不起来

新京报：第一批受理的9家科创板企业中，有1家亏损，你怎么看？

吴晓求：在过去，按照核准制基础上的上市标准和规则，企业必须盈利、税后利润必须达到多少等，有这样的门槛。

而注册制基础上的科创板，企业盈利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科创板对我们来说，是观念上的一个重大的变革。现在有些高新科技企业在成长前期的确是亏损的，比如京东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亏损的，但这并不影响其定价和市值，因为这家企业的预期非常好。

科创板的上市标准和规则更关注的是企业的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对于科创板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如实披露信息，告诉大家企业真的是亏损的，从而让投资者去判断这家还处在亏损状态的企业在未来有没有成长性？

当然，企业所处的行业也会被关注。比如，科创板不会允许一个亏损的煤炭企业上市，但如果亏损企业属于人工智能领域、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企业规模相对大、市场占有率较高，有自己独特的技术能力，这样的企业可以成为科创板的上市公司。

新京报：对于投资者来说，如何识别企业是否有成长价值？

吴晓求：让谁去判断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和技术的领先程度，需要中介机构去做好足够专业化的准备，去披露它，让投资者去了解它。

一般来讲，采用注册制的国家的投资者主体是机构投资者，有专业的研究人员，能够很好地识别企业的成长性和风险，而对于散户为主的市场，让投资二三十万块钱的人去识别企业的前途、技术能力，就变得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加快发展机构投资者。当然，投资不投资是每个人的权利，可以选择让机构带着投资，也可以自己进行投资。

因此，注册制基础上的科创板要有相对比较严格的要求，包括刚才提到的投资者结构、法律关系、对信息的解读能力以及观念的变化，这些都是重大的考验。要高度重视注册制和科创板推行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困难。

新京报：你刚提到要加快发展机构投资者，如何做？

吴晓求：现在看，为什么中国机构投资发展不起来？因为一些机构公信力差，没有人相信你，这就要命了。之所以我们一些机构的名誉信用比较差，这是因为频频出现老鼠仓，没有人愿意相信出现老鼠仓的机构投资者。这些经理不可靠，诚信、道德约束差，水平也不怎么高，投资者凭什么把钱给这些人？

这样就有一个悖论了，一方面投资者结构要调整，但现在的一些机构经理存在问题：诚信不高、道德水平也不高、法制水平极低、专业能力也并不是很强，但总得想办法提高这些人的道德素养、道德约束、提高其专业能力，在彻底的消灭内幕交易、老鼠仓后，他们就开始有公信力了。没有公信力，机构投资者是不会发展起来的。

投资者的结构也要调整，这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

新京报：试点注册制是科创板的一个亮点，但如何才能严格落实？A股其实早就有退市制度了，但真正退市的企业很少。

吴晓求：实际上，注册制有很多配套制度，它不仅仅有发行审核主体的这一变化，也包括了退市制度、退市效率的匹配、法律的匹配等。

一个快速的退市制度要有相应的法律准备，法律匹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确违法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也要形成对投资者利益的特殊保护的整套机制，而集团诉讼的建立就是这种特殊保护机制。投资者结构的调整、监管重点的变化，也都是要做的。其中，监管要从原来前台监管慢慢变成后台监管，从门口把关审核的监管后移到监管过程、监管结构的变化。

谈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开始找到了正确方向

新京报：一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被大家诟病，中国资本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吴晓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市场会这样。因为从理论上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会是这样的，因为是这样的话，这个市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理论上讲，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成长应该相对比较好，应该高于债券的收益率。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起伏太大了，如何在制度上让中国的资本市场获得成长，的确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

新京报：目前看，中国资本市场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吴晓求：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要深刻理解资本市场在制度上是干什么的，把这个理解透了以后再去选择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第二，市场功能。第三，要调整投资结构；第四，市场的风险试点机制；第五，如何从监管层面确保市场的透明度，从而确保市场的公平性和服务的公正性。第六，要建立与市场成长风险相匹配的一整套的规则和制度。

实际上，我们现行的做法和上述这些方面的目标存在很大的差距。不过，理论认识清楚了，找到正确的方法就不远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开始已经找到了资本市场正确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了。当然，过去我们也在摸索，我不敢说是在黑暗里摸索，至少是在大森林里面摸索，在摸索我们怎么走出去，只是找不到一个出去的正确方向，我认为现在已经开始找到了。其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我们的确在思考注册制和科创板，就这种思考和资本市场原来的含义、本来的特点已经开始接近了。

新京报：你刚刚提到注册制和科创板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下一步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可能是怎么样的？

吴晓求：下一步要看在科创板的试点过程中，能够发现什么问题，进而去摸索如何去修补这些问题。如果修补得成功，在存量市场上试点新的机制和制度，之后慢慢看能否推开。

基于新的制度安排，修改过去的存量规则也变得非常重要。像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极大的制度调整，必须适时推进一系列制度的改革，这种推进不能着急，也不能遥遥无期。而这种制度的改革不是看口号，而是市场化的改革，是和资本市场本来功能和含义相匹配的制度的建设。

谈企业

所有制差异及终身问责制使中国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扭曲

新京报：激发企业活力，金融改革是否要提速？

吴晓求：对。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方向是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不要搞垄断、也不要让所有制参与其中。

过去因为所有制参与其中以及金融机构的终身问责制，很多人不敢给民企贷款，因为万一民企贷款收不回来，就要被终身问责。另外，所有制参与其中带来的另一个潜在影响是，如果给国企的贷款也出现了问题，责任好像就小了一点。可以说，所有制差异及其带来的终身问责制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使得中国的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扭曲。

制度约束是否还需要？当然需要加强这方面的责任机制，还要提倡具有约束功能的制度。但约束严重抑制了创造性的活力时，约束就过度了。约束机制要有一个底线，现在我们的约束都超过了底线了，成为了高压线，弄得大家都不敢动。

因此，一方面要守住一些底线，但同时这种约束惩罚机制不要让人寸步难行、畏惧不前，抑制了创造力和活力。

新京报：今年拟减税降费2万亿，如何真正实现实质性的减税？

吴晓求：这一举措是对企业家的尊重和保护。制造业增值税率从16%降到13%，按照要求去落实，还是能够收到特别好的减税效果。但就怕地方政府通过其他的方式加大企业的税收负担。比如，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是下降了，但提高了企业的其他成本。

地方政府要真正理解减税降费的价值——企业是财富的创造者，企业家的贡献非常重要，我们要创造条件尊重企业家。一个国家要让办企业变得特别容易，而不是太难。从政策制度、社会环境上，要高度尊重企业家，要为企业发展设计和创造出宽松的环境。其中，降低企业的税收和费用的负担、降低企业的贷款利息成本都非常重要。

总而言之，地方政府要尊重一线的企业和企业家，要创造出一种激励机制，让企业不要感到无助和有压力。

此外，有两点改革很重要，一个是，政府要真正成为企业的服务者。但现在到地方政府去看，口号可能喊得很响，但实际行动并非如此。

第二，正确处理好如何对待民营经济。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要把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对立起来。现在有些人在潜意识里面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民营经济发展了，国有经济就会受到侵害，实际上两者之间要展开公平竞争，不要保护任何一方。因此，市场的竞争中性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新京报：降税的空间还有吗？

吴晓求：很多企业家跟我抱怨，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重复了。很多部门、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企业觉得难以承受。

另外，关于中国企业税负高低的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中国的税负是全球税负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有人认为中国税负在世界上只是处于平均水平。对于这一问题，如何看待税负的高低当然很重要，但也要意识到，税负的高低要与社会发展相匹配。比如说，如果税负较高，公共服务水平高，也不是不可以。但在中国，我不主张有过高的公共服务水平，也不希望税负过高，因为这种制度会扼杀了中国经济的创造力。我宁愿选择一个在现阶段让企业更有积极性、主动性的机制——税负和费用成本相对较低，同时不去搞超出国力的高福利。中国还未进入高福利国家，不需要一些过高的、超出能力的社会福利。对于中国来说，发展仍然是最重要的，要让企业轻装上阵。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王全浩实习生曹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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