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有8个挑战高杠杆、契约精神、反腐、泛福利化……

楼继伟，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前财政部长

高杠杆、契约精神、反腐、泛福利化……

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有个挑战

去年，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9700美元，按照世行的分类标准属于中等偏上，离人均1.26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已经相距不远。当然，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还需要再翻番，还比较遥远。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前后是风险高发期，我是简单地说一下1998年开始的20年。

在当前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期，前十年不显著或者关注不足的挑战在本期愈加显现，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应对这些挑战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中国高层领导讲到，我们现在从高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度转变的时候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最重要的，不要陶醉，到了利益障碍变成全社会的时候，就会出现欧盟主席容克讲的那个局面。现在有哪些挑战呢？我给大家讲讲有八个方面的挑战，我观察到的。

本文为楼继伟于3月22日在主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学术峰会”的发言实录整理。以下为演讲实录：

本单元的主题是《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阶段的挑战和战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题目，我只想围绕中国在这一阶段面临的挑战和战略谈一些看法。

去年，中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9700美元，按照世行的分类标准属于中等偏上，离人均1.26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已经相距不远。当然，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还需要再翻番，还比较遥远。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前后是风险高发期，我是简单地说一下1998年开始的20年。

1998年中国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偏下阶段，这20年来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两次的外部冲击，我们都较好地予以应对，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我们通过1994年的全面配套改革实现了向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跨越，1996年实现了人民币经济项下可兑换，为适应WTO的规则要求我们用数年时间清理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法律和管理办法，等到外部冲击来临时，我们改革建立起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制度发挥作用，人口结构良好，红利充分释放，直接投资大量涌入。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亚洲各国陷入危机，资本纷纷都到中国来，人民币坚持稳定，政策也是对头的。当时逆周期的总需求应对，扩张性的产业政策持续地改善了基础设施，这几方面的原因使得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出现了高就业、低物价、快增长的良好局面。

在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重要的原因有：中国迅速地融入全球经济，不同群体的获益差别很大。社会保障制度刚刚起步，还没有有效发挥作用，历史原因使得农村教育水平较低，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只有初中，以及人口和土地流动的制度性障碍等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来，逆周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总体上是恰当的，政策的重点从需求管理进一步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例如，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已经遍及城乡，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加速推进城镇化，加大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力度，在减税政策中突出对创新的支持，持续推动解除管制方面的改革，比如注册企业市场准入许可、投资审批周期等指标都大幅度提升。

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中国在世行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提高了43位，达到了46位。在这一时期，同前十年相比，老龄化的步伐加快，人力资本提高加快，更加重视环保，企业的成本上升很快。一方面，部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加速向外转移，另一方面，境内的创新力度加大。中国经济以更高的水平融入全球的产业链，总的来看，就业充分、物价平稳、增长率有所降低，由于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并发挥作用，基尼系数在较高水平上企稳。

在当前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期，前十年不显著或者关注不足的挑战在本期愈加显现，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应对这些挑战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劳伦斯·萨默斯刚才讲到了，如果一直有比较良好的政策，无论是处于中等收入还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增长都可以持续，当然增长的速度可能有所不同，特别需要在高增长阶段之后进行政策转型。世锦刚才也点到这一点，技术给出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我听他刚才讲的，这时候政策转型是难的。

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我是主席，我们这次中国方面主动提出得到大家的共识，就是把结构性改革作为我们年度推进的主题。当时容克主席讲到一点对我很有触动，我们都知道结构性改革应该做什么，唯一不知道的是我们做了之后还在不在那里——就是当利益集团，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是全社会利益都触动的时候这个改革就积重难返了。

我们中国高层领导讲到，我们现在从高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度转变的时候是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最重要的，不要陶醉，到了利益障碍变成全社会的时候，就会出现欧盟主席容克讲的那个局面。

现在有哪些挑战呢？我给大家讲讲有八个方面的挑战，我观察到的。

1、高杠杆率的挑战

无论是宏观的杠杆率还是各分类杠杆率都偏高，必须有序地降杠杆，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严肃财政纪律，在降杠杆的同时建立长效机制。与之相关的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防止大起大落。

相比而言，我国基本是国内杠杆，外债规模不高，国际收支平衡。与一些拉美国家不同，这有利于我们增加信心，增强降杠杆进度的自主性，例子太多了，我点一点就可以了，不展开。

2、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科创企业融资的挑战

这些在大部分国家都是挑战，都是短板，不仅是我国，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面临这个情况。

我国建立了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规范发展VC/PE基金，创设科创板、改善证券市场监管，并对资本市场加大了外资准入力度，提出了自由化的时间表，中国央行也借鉴欧央行的经验，创设了一些结构性工具，支持这些小微企业。

总之，中国以适宜的政策、有效的监管，改革和扩大开放相结合的方式应对挑战。（下转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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