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2.49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7.9%,老年人口数量首次超过0-14岁人口数量,老少比迎来历史性拐点。
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才有可期的未来。老年人如何养老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养老机构现在能提供的服务,每百人只有3个床位。有的大城市统计,可能要到90岁以后才能等到养老床位。
天下之大,难道放不下一张养老床位?但是,我们要放的不是一张床,而是几百万张床。养老床位这一缺口怎么补?且听思客君来细细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养老床位总量不足?
“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养老目标是“城市日间照料社区全覆盖,农村覆盖率超过50%,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35张到45张”,即到2020年我国养老床位数量应在800万张以上。据2015年3月的数据,国内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约26张,城市日间照料社区覆盖率70%,农村覆盖率为37%,整体床位缺口高于200万张。
虽然我国养老服务供给各项指标存较大缺口,但是养老产业并不是一个进来就能赚钱的行当。老龄产业巨大潜在市场开发的前提是强大产业政策的引领和扶持。2015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了我国首个《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其中显示,目前我国有超过三成养老机构处于亏损状态,盈利难制约着养老产业发展。另外,土地成本高、房租贵、租期难以保证,以及养老机构缺乏护理人才、无法为入住老人提供足够的专业医疗资源等问题,都是我国养老机构,尤其是民办养老机构面临的问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宝华博士指出,近年来政府虽然在降低市场准入、加大扶持力度、规范设立标准等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实施中,还是对社会资本有一定的限制,一些政策扶持措施如床位补贴、营运补贴等等也有待进一步落实。
养老床位在绝对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相对过剩:一些养老院床位供给严重不足,另一些养老院实际入住率却较低。
为什么养老床位出现相对性过剩?
养老产业是一个区域属性非常强的行业,在老人及其家属选择养老机构的决策过程中,位置、服务、价格非常重要。一般来说,方便探望是基本条件,地理位置近,最好同城;服务内容方面,要与老人的需求要匹配;需要消费观念的刷新和相匹配的家庭经济承受能力。但是,目前的养老产业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空间上的错位分布
从老龄服务产业来看,社会力量徒有资本和人力两个要素,老龄服务所需要的土地要素受整个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影响,在城镇公共服务圈内难以实现符合常态化、市场化机制的配置需要,从而逼迫老龄服务沿着两条路线发展。
一条是沿着郊区化路线发展。各个城市郊区的养老机构越建越多,但是入住率却一直跟不上。因为郊区配备的医疗基础设施并不充足,老人年龄大了以后,对医疗的需求显著增加,而位于郊区的养老机构难以提供配套的医疗基础设施。
另一条是公共服务圈内发展居家老龄服务,场地问题同样是其运行瓶颈,再加上商业模式游离于有效需求,导致难以实现老龄服务的有效供给。相反,公共服务圈内的公办老龄服务机构不仅加剧了老龄服务市场的不公平竞争,而且加剧了公共财政的“无底洞”效应。
导致的结果就是,主城区的老龄化严重,养老机构却较少,一床难求。而郊区的床位较多,但就医、探望不方便,因此空置率高。
2.服务供给与养老需求的错位
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老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具体表现在高龄化严重、未富先老、空巢老人比例高、失智、失能人员比例高等问题。
但是,当前养老机构在筹建的时候,大多以综合型,甚至养乐型为主。真正对养老机构有刚需的是失能半失能老人,他们对护理和医疗有着巨大的需求。然而这类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机构数量较少,有实力将医疗和专业护理嵌入的养老机构就更少,有实力进行风险管控和承担的养老机构就少之又少。
全国人大代表刘艳也认为,目前养老服务供需尚未在整体上做到以需求为导向,供需平衡较为粗放,缺乏完整统一的需求评估体系,导致在掌握老年人群,尤其是特定人群如失能、失智等老人的真实需求方面有所欠缺,进而无法精准定位,制定适宜的服务计划,提供个性化服务,更无法精准评估服务效果。
3.养老观念滞后、消费能力不足
一位业内人士以武汉为例,他说,武汉二环以内的老龄化问题严重,且这个区域的居民大多是老武汉人,有着不错的经济基础。通过实际走访发现,在这个区域内的养老机构,几乎不分高端低端、服务优劣,入住率基本都在80%以上。而外城区域的养老机构,收费要比主城区低30%左右,设施和条件都不输于甚至全面超过主城区,入住率却平均只有50%左右。
这外城区域的老龄化问题也很严重,但是为什么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上不去呢?
在郊区和主城区的养老机构收费有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养老机构入住率较低的原因是主要在于消费观念的滞后,支付意愿低。外城区的居民相对来说收入水平和观念与主城区居民存在着差异,外城区大多是随着城市发展,逐步被并入主城区的周边乡镇,在观念上更难接受老人去养老院这种在传统文化上属于“不孝”的行为。宁愿在家自己看护或者请人照护,也不太愿意把老人送往养老机构。
要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症下药,从供给端思考养老产业的定位和布局。
(赵美娟 摄)
养老产业也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据测算,中国老龄产业产值将在2050年突破100万亿元,占届时GDP的三分之一以上,居全球之冠,是待开发的新经济。但能否让潜力变现,这是对我们应对老龄社会的经济治理能力的一场重大考验。
所以,针对不同类型养老群体的需求,解决养老床位问题,一方面是做好存量床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外是加大普惠性养老床位的增量,最后是在机构养老模式之外,发展社区养老、居家养老。
首先,对存量进行改革。
3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在记者会上指出:在服务对象和内容上,要促进护理型养老床位达到50%以上,医养结合的深度和水平大幅提升。
探索与我国老龄人口群体实际需求适销对路的养老模式,才能解决一部分存量养老床位空置的问题。比如,对既有的养老床位资源进行改造升级,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打造护理型养老床位,才能实现医养结合。而这一切都是一个系统化工程,需要各方的配套和协同。在这种协同过程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王浦劬教授则提醒,推进医养结合要避免多方博弈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应当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责任共担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跨部门协同机制,促进多方面医疗卫生和养老资源的共享、整合。
其次,增加普惠性养老床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还指出,解决城市养老院“一床难求”问题,一是要增加养老服务能力;二是着力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政府将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准入,多措并举增加服务供给。今后三到五年,将大幅度增加各类养老服务床位,通过城企联动等方式,使普惠性养老床位增加一百万张以上。
而各个地方也在积极探索解决养老问题的办法,在老龄化程度较高的江苏省常州市,政府早已开始“研发”养老服务难题的“解药”。比如,规定新建住宅小区按每百户20至30平方米配套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用房;对新办养老机构按床位给予最高每床10000元、最低2500元的一次性补贴;依托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穿戴产品实现远程健康管理与服务……一系列措施在缓解“一床难求”、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说,整合融合是养老政策能否落地的关键。“常州坚持医养融合、事业与产业融合、传统模式与新兴模式融合,这是未来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最后,把养老床位“搬”进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养老特别是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对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各地也进行了各种有益探索。如,2017年9月南京市民政局制定发布了《南京市家庭养老床位试点实施办法(暂行)》,试图通过政府和养老机构的共建方式,解决本市户籍失能失智、半失能老年人的居家照护难题。在服务内容方面,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并提供24小时应急响应,可通过紧急呼叫设备主动发起或通过智能生命监测设备自动发送远程求助信息,由专业养老机构实施响应。
南京市鼓楼区以政府补贴的形式,承担全区前2500名报名申请家庭养老床位的家庭价值3000元的配套智能设施和设备,由政府指定的66家专业养老机构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施安装并提供服务。该中心负责人梁飞说,“试点很受欢迎,从长远看,这是养老服务发展的趋势,解决了办养老机构房源紧张的难题,也适应众多老人不愿入住养老机构的心理。”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是怎么养老,只能靠我们自己和多方力量给出答案。一个养老床位,事关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有计划就不乱、有准备就不忙。面对不可避免的养老问题,我们准备好了吗?
□新华网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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