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错失机遇

◎易劳逸

在某种程度上，16世纪到18世纪中国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与17世纪到18世纪早期英国相同领域发生的变化并无本质区别。从工厂经营规模、最高效纺纱机的产量及商人持有资金总量（即工业投资的潜在可用性）等指标来看，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似乎还领先于英国一步。遗憾的是，中国最终却失掉了这种发展势头，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给出一个重要提示，即技术先进与否并非是某国能否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首要因素，比如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与英国工业革命到来的第一个明确迹象的出现就几乎是同步的。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意识到世界上很多不发达国家即便有现代技术可用，其在工业化进程上还是进展很慢。可见，一个民族必须“想要”运用新技术，必须认识到“有必要”改变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路径，才有可能走上工业化道路。

在中国，人们通常不急于做出改变，而戴维·S·兰德斯认为，欧洲人有“非常看重对环境做出理性调控”的突出特征。欧洲人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掌控自然，使其听命于人类”的强烈愿望。相形之下，中国人更倾向于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机体，认为宇宙中所有要素都是和谐共处的，人只是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的任务并不是改变自然界。

对中国人来说，控制自然并使其按照人的意志发展远不及通过“道”来建立人与社会和谐共处那么重要。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对环境做宏大改造的能力，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就是中国人具有这种能力的明证。当赫伯特·斯宾塞指出西方人具有浮士德精神时，他可能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斯宾塞认为，正是浮士德精神给予西方人以无限的驱动力、能量及使命感和迫切感，使他们迫切地与自然奋争并逐渐获得了对自然和他人的掌控。中国人对此持有的则是一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观念，以及关于人的能力的有限感。虽然中国人也认为通过奋斗能获得财富、知识，实现道德升华和地位的提升，但他们更想获得一种知足感，所以必须时不时“听天由命”一下。他们认为并非所有的改变都具有进步性质，事实上，大多数改变都“不好”。

对擅长数字运算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形而上的沉思并不能作为对中国没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解释。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当中的，因此，这些关于不同文化对于人类在自然界中所扮演角色持有不同观点的探讨，其实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对创新技术的运用和吸收没能使传统体系发生剧烈变革，而同样的技术变革传入欧洲后却使西方社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也带动了包括冶铁术、御马术、尾舵驾驶术、平圆拱造桥术，及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轮轴技术等技术革新。不仅如此，中国人有时也会把这些发明和革新应用于实践。比如宋朝先后在1120年和一个世纪以后将火药用于对金人和对蒙古人的战争。欧洲到了1280年才开始使用火药和枪支，但人们很快就运用枪炮的爆炸功能摧毁了城堡，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封建制度都遭到了撼动。中国人能开创重大技术变革，却将稳定与和谐置于改变和征服之上。这可能就是16世纪到18世纪在中国已经产生工业主义萌芽却没能开花结果的原因之一。

中国未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另一个原因，存在于社会结构及社会价值观方面。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地位和声望是个关键问题。在中国，在医药、商业、法律或宗教等任何领域任职都不及当个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文人，并进而去当官是每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青年的终极职业目标。

士大夫阶层的巨大声望对中国未能走上工业化道路意义重大。首先，商人和工匠一旦富裕起来，就会试图通过接受教育或买学位、买官职的方式为自己或儿子谋得文人身份。其次，由于文人拥有很高的声望，所以很多没考取功名的人只要能负担得起，就都愿意效仿士大夫格调。在中国，成功商人总倾向于花钱置地建书斋、资助学者，而不是对自己的商铺或工厂追加投资。

最后，由于文人社会地位高，所以中国受教育的精英对文学与儒家哲学的兴趣远远超出对技术和科学的兴趣。特定的社会结构形塑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中国受教育阶层把金钱、时间和兴趣都投放在了与促进经济和技术变革无关的领域。

相比之下，17世纪英国的情况则令人震惊。当时英国贵族阶层人数较少且社会影响力也有限。与此同时，中英两国社会也都开明地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完全取决于其出身，但两国不同之处在于，英国社会中存在着更加多样化的受人尊重的职业或行业——不仅地主和官员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在教堂、部队、法律部门、剧院，当然还有商业领域工作也能给人带来声望。在社会多元主义观念影响下，底层士绅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里受过一些教育的孩子们也会选择去当学徒学习手工艺。

中国没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社会中个人财富和企业投资因政府压榨而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皇帝是天子，是天人的中介，而皇权是无限的。由于国家与社会及公与私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因此中国社会很难给私人财产提供合法保护，结果是作为“生产性投资和聚集财富的必要条件”的财产安全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在西方社会，政府官员对个人财产的压榨始于中世纪晚期，但这种压榨通常都采用了正规化地征收特殊的和可预期的赋税的形式，所以结果只是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由于政府与商业领域的关系可预见，所以私营企业往往会觉得投资相对安全，也没必要隐匿财产或把钱浪费在观看无聊节目和不必要的消费上。

阻碍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第四个因素可能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中国社会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因缺乏提高生产力的动力，企业很少自发地采用新技术，因为改变生产方式就意味着面临风险和迷失。

18世纪，英国社会的市场需求非常有利于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不仅人口数量大幅增长，而且还因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带动了人均收入实现了逐步增长；最为重要的是美洲、亚洲等海外市场需求量也大幅增长。面对市场需求的急剧增长，英国的制造商为提升机械化程度不断追加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上述四个因素中任何一个，或四个因素都叠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解释中国在16世纪到18世纪经历了经济繁荣却未能更进一步的原因。也许我们还需要考量更多的因素，比如货币体系不合理、运输体系成本高效率低等，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多少拖累？我们仍需要做更多研究才能自信地回答上述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点却无疑具有历史重要性，即中国经济在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的确曾经繁荣发展过，且其繁荣程度超出了19世纪的情况。

摘自《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美]易劳逸/著，重庆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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