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撰文：在主动扩大开放中把握“机遇期”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背景和条件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既面临着某些重大风险，也蕴藏着历史性的重大机遇。这需要战略性、长远性、客观性的判断，在主动扩大开放中化“危”为“机”，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40年后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开放是最大的改革，深化改革要基于新的开放趋势统筹考虑。与40年前相比，经济全球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在新的形势下，形成这一推动力越来越需要通过统筹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主动开放、扩大开放，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以开放创造更加有利的内外部环境。一方面，更加积极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进程，将为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扩大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目标与扩大开放、推进国际制度变革的目标直接融合。另一方面，推进自由贸易进程要求我国进行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13亿人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无缝对接，意味着标准、制度、规则的无缝对接，这本质上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当前，服务业市场开放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总的来看，服务业市场开放已成为更好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与开放转型的交汇点，但现实中面临着“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使得巨大内需潜力难以充分释放，迫切需要以服务业市场的全面开放释放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推动与开放包容共享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相融合，对国内改革提出了现实需求。例如，对市场开放、产业开放及所涉及的一系列体制制度安排，包括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改革提出了现实需求。在国企改革上强调竞争中性原则，要追求竞争的公平性；在尊重国际营商惯例的进程中，逐步改变我国重产业政策、轻竞争政策的局面，逐步实现我国由产业政策导向阶段向以平等、透明、法治的竞争政策转变；在全面深入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过程中，调整并完善与负面清单相适应的政策与制度体系；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监管体制改革，并在具备条件的地区率先探索政府采购、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措施，为我国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先行示范。

以主动开放、扩大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受制于利益固化藩篱，改革从内部推动难度很大，措施落地很难。在新形势下，扩大开放成为新阶段最大的改革，并由此带来经济活力。例如，通过国际经贸谈判，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仅将推动我国相关政策与体制制度的调整，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加速国内改革进程，也将通过严格遵守开放承诺，形成对国内改革的“锁定效应”。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但是改革仍然在路上，改革任重道远。没有思想大解放，就没有改革大突破。要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兼顾效率和公平，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原题为《在主动扩大开放中把握“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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