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古人

一、《先秦时期中原地区旅行指南》

约莫从《寻秦记》开始（如果说“回到未来”三部曲的话，大概就暴露了年龄吧），穿越剧在国内就逐渐流行起来。然而我总是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倘若诸位真的穿越回到三千年前的中原地区，能像那些剧中主人公一样潇洒倜傥、缠绵浪漫，达到人生巅峰吗？

这个概率恐怕很低。

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三千年前中原地区的“普通话”基本上和“鸟语”一样。没错，不要说三千年，即便是梦回唐朝，长安官话在今人听来也跟“歪果话”差不多。像是《诗经》中耳熟能详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倘若周人来念，你听到的很可能是“沟料呵里克那，工修Q勾”（按：上古汉语音系各家学说不一，笔者的音译是取自郑张尚方先生的音系）。

不过，言语不通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毕竟除了说话外，人类还有许多沟通交流的方式。解决语言难关后，接下来遇到的则是衣食住行方面的障碍。且不说穿着现代人的服饰，即便是打扮成如今所谓传统文化爱好者那般汉服飘飘、娉婷袅袅的样子，回到三千年前，轻则遭人白眼，重则脑袋不保。古人衣着有等级贵贱之别，一查你没有士大夫以上级别的身份证，那么你的选择就很有限。颜色上大红大绿那是别想了，料子也只有那么几样。现代人艳羡不已、薄如蝉翼的绝版丝织物，只是贵族专属；棉织物还在遥远的印度河谷；平民能穿的大致就是“冬褐夏葛”，也就是动物粗毛制成的毛布和麻葛织物。

吃方面也如是。虽然古书中记载食物种类繁多，例如牛、羊、豕、犬、鸡、雉、兔、鱼，但是按享祀等级轮下来，平民的盛食也就只剩下鱼了；蔬菜嘛，如果《诗经·豳风·七月》所记不虚——蘩、郁、薁、葵、菽、韭、苴、荼、瓜、壶、樗，那么主要以野菜为主；至于主食，自然是谷食，但稻粱仍然是贵族飨宴之物，麦子在北方中原地区迟至西汉才开始普及，所以最常吃的还是黍稷。当然，按照现在有机食品爱好者的眼光来说，这些绝对属于“高端食材”，但是能否承受得了那“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就看造化了。武侠片中清冽的山泉水恐怕不易得，即便有，那水中的细菌、微生物也足以让现代人娇惯的肠道喝上一壶了。而烹治方式上，煎、炒、爆、熘就别奢望了，根据现在所见古时留下的烹饪器皿，古人言“饘于是，粥于是，以餬其口”（《孔子家语·观周》），那是一点儿也不假。“饘粥”，也就是干粥烂饭，烹治以煮食为主。通常宗周城百姓日常饮食，也就是家门口水洼里舀点水，黍稷野菜一锅煮，重要日子再加点鱼，如此而已。

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穿越一点儿也不好玩。可是也不能否认，在我们中间确实有些适应能力极强者，上述种种困难全然不当回事。但这也不意味着就会出现小说中的梦幻情节：飞黄腾达，创一番伟业。因为穿越回古代世界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需要克服，而且这个障碍不取决于诸位热爱传统文化的意志：在古人眼中你很可能根本不是人。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

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四方夷狄皆非同类，更何况是一个比夷狄还要夷狄的来自未来的人。

当然，有些博览网剧的读者或许会问：要是我带着智能手机呢，能不能开启神走位，会不会被当作“祥瑞”来处理？也许可以。但是别忘了，“物之反常者为妖”（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二卷·滦阳消夏录二》）。古人信的话，大抵是不会错的。

这里的“不是人”，自然不是指生理意义上的人，而是观念意义上的人。

没错，扯了这么一大堆，我想要说的是，阅读思想史的第一大障碍，就是观念差异。

二、何谓“观念”

有些读者可能会怀疑，我们和古人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请读者诸君先看一眼下面这幅图。

图片来源：Boring, Edwin G., 1930, “A New Ambiguous Figur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2 (3): 444-445.

诸位看到这幅图时，第一印象觉得图中画的是什么呢？

一位年轻的女子，还是一位老妪？

这是一幅在心理学界流传甚广的画像，有很多个版本，该画作的来源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有人还为这幅图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我的妻子和岳母同框”（“My Wife and My Mother-in-law”）。不过，心理学不是我在此想要探讨的问题，我只是想借此图说明：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相同的事实（fact）时，头脑中所呈现的想法都是不同的；即便是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况，面对同一事实时，脑中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两个相距百年、千年的人之间，又会如何看待对方呢？

反正肯定不会像那些当红网络小说作者、古风音乐爱好者和汉服cospaly玩家想的那么美好。

今人眼中的山岳江河，未必就是古人眼中的山岳江河；今人眼中的风物人事，未必就是古人眼中的风物人事；今人眼中的世界，未必就是古人眼中的世界。如此一来，当我们翻阅古人所写的文本时，如何确定面对相同的文字，我们从中得到的想法，正是古人所要表达的思考，而非现代人的曲解？

让我们将问题暂时先止于此，不再过分深入到哲学家思辨的意义领域。我们在此要解决的，仅是思想史文献材料的阅读问题。

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尝试进入古人的世界：古人是如何看待自身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他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表达这些看法，以及这类理解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流变。

简言之，阅读思想史文献之前，我们先要了解蕴含在思想背后的观念世界。

观念（ideas），按照《观念史大辞典》（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3）中该词条的解释，其希腊文词源与两个动词相关，“看见”（to see）和“知道”（to know），因而表示的是通过经验感知而对外在世界产生的“理解”（understand，《观念史大辞典》第2卷第542页）。

由此可知，“观念”指向的是一种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进行思考，去接受或拒绝他人的思考，然后付诸行动。

所以，在我们理解和阐释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之前，第一步就是要去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主流观念，以及思想家所表达的思想与当时的观念是一致还是抵牾。

这就是我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三、两个误区

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一种“恶习”：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去框套前人的学说。究其肇端，大概应归功于经济思想史权威布劳格（Mark Blaug）。在其经典著作《经济理论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1996）一书中，布劳格就完全应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前人的经济思想。

这样一种模块化、程式化研究的好处是，能够将错综复杂的思想史材料梳理的异常清楚、井井有条，使得初学者入门非常容易，因为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已有的经济学知识作为预设，来理解那些看起来非常疏远的文本。同时，这也大大减轻了经济思想史教学者的工作。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思想史学习中最大的误区。

布劳格的方法，本质上就是科斯（Ronald Coase）批评的“黑板经济学”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滥用。当我们使用新古典理论来解读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时，暗含的潜台词是：新古典理论就是参照系，其他学者思想的正确与否、价值几何、影响程度，皆以其是否与新古典理论相符或相悖为准。

如果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可辩驳的真理，那么布劳格的研究方法就是对的。然而，这世界上只有某些宗教文本才会被当作是不可辩驳的。

譬如，在解读“萨伊定律”（Say”s Law）时，布劳格就把“萨伊定律”框套进马歇尔的局部均衡模型中去，以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理论来解释萨伊的思想。虽说在思想史上，16世纪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供需现象，但是这并非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1803）中所要表达的观点。布劳格这类武断的理论套用，不仅误读了萨伊所特别关注的生产结构问题，更忽视了“萨伊定律”所涉及的“企业家”概念对后世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

又譬如，布劳格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其分析框架与新古典生产理论完全不兼容。在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中，投入和产出皆为流量，但是奥地利学派的“迂回生产过程”理论中却是流量和存量并存，不符合新古典的数理模型。因此布劳格质疑奥地利学派为什么不使用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这样一种简便的二分法，而要强调复杂的时间维度呢，这岂不是增加了分析难度吗？这样的质疑，实属一种学究式的迂腐。现实中的投资过程难道不正是如此复杂多变吗，不同理论流派提出不同的解释路径难道不是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吗？

所以，布劳格式的研究方法所呈现的，如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那般透彻明晰的思想史写作只是一种假象，其代价是牺牲了前人思想的丰富意义，以及我们可能从中汲取的多重领悟。

以现有的主流观念、思想和理论去解释前人的学说，不仅不能还原其思想的本来面貌，割裂了思想流变过程中不同学者之间的传承影响，而且还与现实严重脱节。导致经济思想史的书写逐渐单板化、教条化，阅读体验异常的糟糕：对于经济学专业的读者来说，所谓思想史不过是用现有理论复述以前的某个人说过某些话而已，无甚新意；而在普通读者眼中，这些条条框框的时间、人物和思想概述则是完全不知所云。

与上述误区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则是以古为尊：凡是古人的经验，都是无比重要且不可改变的；凡是传统的东西，即便不是正确的，也不能说是错的。我称之为“学术研究中的返祖现象”。

比如某个以乡土文化自封的流派，强调老祖宗的东西不能变，当代土地制度实践与祖产观念不相符，因而是错误的，回归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才是正道。该派的田野调查做得确实不错，但是这结论上的反转就有些让人莫名其妙了。时代总是在发展，观念落后于时代必然导致实践中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都没有错。但为何如此一来我们不是去改变陈旧的观念，反而是要走回头路呢？

返祖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古已有之，这是社会演变的副产品，不可避免。所幸的是，尽管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类返祖思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在经济思想史界尚不多见，这大概与经济思想史不受重视有关吧。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贬斥当代理论的观点，并不是什么学术创新，只不过是在复制当年德国历史学派的陈词滥调而已。历史学派的故事留待以后再说，这里只简单说一下这个学派的结局：该学派曾经在德语地区兴盛一时，最终成为纳粹的官方学说，也因为纳粹的覆亡而灰飞烟灭。不过最近这些年，借着批判西方理论的名义，历史学派又有借尸还魂的迹象。

前人的思想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古老的思想是否可以超越时代而对今人产生影响？当然可以。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当代思想值得借鉴的东西？当然有。这本就是思想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但这不意味着祖宗家法不可违。

阅读历史的目的是面向未来，希望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眺望知识的海洋。

看到这里，读者现在大可以批驳我说：指责他人研究方法的不足总是容易的，那么你又能提出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呢；从观念入手解读前人思想固然不错，可是观念看不见、摸不着，又如何能把握呢？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

四、一条线索

之前我已说过，当代思想史研究可追溯至19世纪（有些学者认为发端于17世纪的早期“哲学史”，也可备一说）。而我没有说的是，思想史研究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亦流派杂陈，或者说研究倾向不一，从早期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到后来的“智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也译作“思想史”），以及近来比较热门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分支，究其原因，无外乎不同时代的学者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古人。

如何读懂古人一直是思想史研究中的难点。不过在此我想先说三个例子。

例子一：古代埃及的社会属性

长期以来，一些教科书中将古埃及界定为“奴隶制社会”。该理论来自于19世纪的欧洲，而现在我们所知的证据如下：（1）对于埃及奴隶，特别是金字塔由奴隶所建这样的描述，来自于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希腊人（其实连“埃及”这一称呼，也源于希腊人对埃及古城孟菲斯的误称），而此时距离金字塔时代的埃及，就和我们距离古希腊文明一样遥远；（2）在古埃及文字中，臣仆（servant）和奴隶（slave）是同一个词；（3）对于埃及金字塔周边工人住宿地的考古发现，金字塔建造者的食宿条件并不差，而且有相当程度的医疗保障，例如发现了最早的头骨手术的证据，这显然不是奴隶能够享受的待遇。

结合上述来自文本和考古发现的证据，我们是否应当换一个角度认识古埃及社会属性？

例子二：古希腊神话的解读

在有关古希腊神话形形色色的解读中，有一种观点一直非常流行，即古希腊神话反映出希腊人批判现实的精神。

可是，这究竟是何种“现实”呢？是古希腊人的，还是19世纪浪漫派文人的想象？

我们所知的是：（1）古希腊人尚不具有基于基督教伦理的一夫一妻制婚姻观念，确切来说是不具有近代欧洲的那些性禁忌；（2）在古希腊哲人的著作中，比如柏拉图的《会饮篇》，我们可以知晓希腊人独特的对于“美”的认知，像是将男童与女性并列，而这种认知绝不能粗暴地解释为娈童癖；（3）在古希腊戏剧中，我们能见到对于现代人而言不可思议的一幕，辩护士可以公然在陪审团面前通过脱掉贵妇人的衣服，以其身体的美丽来证明其品行上的纯洁。

将上述材料结合在一起，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说神自身即意味着完美无瑕，那么通过对于人世间美丽事物的占有，难道不正是反映古希腊人的神圣观念？

例子三：思想史上的流派划分

在一些流行的哲学史、思想史以及文学史教科书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些二分式的流派分类，比如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可是，为何作出这样的分类，被归入不同阵营的思想家之间的观点是否真的截然对立？像是培根（Francis Bacon）、休谟（David Hume）这些被认为是英式经验主义的代表，真的是重经验、轻理性吗？又或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真的是一位唯心主义者吗，那他所谓的“心”又指何物呢？（按：国内学界将笛卡尔归类为“唯心主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句经典错译“我思故我在”，关于这个故事，以后我会说明）。

现在，如果我指出，所谓“经验主义”这一界定，其实源自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当年的一句论断，“凡存于理性中的无不先存于感觉之中”（Praeterea, 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non sit prius in sensu, De Veritate, q. 2, a. 3, arg.19）；其次，该论断也不是阿奎那原创，而是传承自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再次，在阿奎那之后，经验主义者洛克（John Locke），理性主义者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都有过类似论断，那么沿着这一思想传承的脉络梳理下来，我们对于那类像是打擂台般的流派划分模式，又当如何理解呢？

是否可以说，理解不同学者之间的思想，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观点差别，而是他们思维方式的异同？

从上述三个例子中，诸位可以发现，我将不同的文本、材料结合在一起进行解释。而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甚至相互矛盾的经验现象背后，却暗藏着进入古人思想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团。

我的研究方法来自美国历史学家富兰克弗特（Henry Frankfort）。当我们尝试解读异质性的文本，阐述不同时代的观点时，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寻找我们和古人之间的相似性，不是将自身已有的认知凌驾于古人思想之上，或者反过来，将古人思想凌驾于今人观念之上。亦即，我们应当拒绝那种单一的线性化思想史叙事模式。

我的方式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要将问题简单化，而是要将问题复杂化；不是要消除前人思想之间的矛盾，而是要将种种矛盾之处呈现出来；不是脱离于时空条件空谈理论；而是始终将思想植根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错综复杂的思想之间发现某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实际上孕育着人类思想的传承延续。这就是读懂前人思想的那条线索，或者说，思想史的脉络。

所以我认为，经济思想史的叙述首先应当从迥然不同的观点争论中去找寻一条主线，然后沿着这条主线去分辨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主客观差异，接下来才是将一位位思想家置于其所属的历史舞台上，欣赏其作品。

那么什么是经济思想史的主线？有两条，一条关乎“财富”，另一条关乎“道德”。

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性差异又是什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就是从“礼物经济”向“利润经济”的转变。

这是我接下来要讲述的内容。

最后还留下一个问题，有些读者可能会意识到：如何才能保证我的解读方法才是正确的呢？

回答是：不能。

我只是尝试给出一种不同的解读方案，仅此而已。而且随着我们所知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对于古人观念世界的了解也终将发生变化，进而会对古人思想产生新的理解。譬如哥贝克力石阵（G?bekli Tepe）的发现，就改变了原先宗教学者对于古人宗教观念的看法。

然而，这不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吗？

越是有价值的思想，定然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同成长，并且在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回响。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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