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科普作家张辰亮做客杭州坤和万科·黄龙万科中心,携首届“中国自然好书奖”年度传播奖的获奖图书《海错图笔记·贰》,带领我们走进《海错图》中的海洋世界,透过一幅幅古图探寻其背后蕴藏的科学,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海错图》的科学价值。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现场录音整理稿,经主办方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张辰亮本人校核并授权发布。
《海错图》成书于明末清初,是浙江人聂璜绘制的一部海洋生物图谱,这也是他唯一一部传世作品。最近的一份研究推测聂璜是一位商人,《海错图》这部图谱就是他在河北、天津、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经商的过程中,将途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各种生物绘制下来,并对照古书进行考证所完成的。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书中的记载亦真亦假,时有夸张,但却妙趣横生。
讲座现场
传说中的“文鳐鱼”:鹅毛小鱼是真身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叫“文鳐鱼”的怪鱼常被记载于典籍。宋代的《尔雅翼》中写道:“文鳐鱼出南海,大者长尺许,有翅与尾齐。一名飞鱼,群飞海上。”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和三十八年(1699年),聂璜曾两次在福建菜市场目睹到一种鱼,它的胸鳍特别大,一直延伸到尾鳍,正符合“翅与尾齐”的记载。除此之外,聂璜还记下了这种鱼的其它特征,虽然现实中可以找到这种鱼,但是很可惜这种鱼是不会飞的。但是颇富戏剧性的是,聂璜在《海错图》中画下的另一种鱼,反而是能够飞的“文鳐鱼”的真身——“鹅毛鱼”。
《海错图》中的“鹅毛鱼”
根据聂璜的记录,他是在看古籍《汇苑》的时候,得知东海有一种会飞的“鹅毛鱼”。渔人捕捉这种鱼的时候不用网,而是用六、七尺长的独木舟,外面刷上白色的蛎粉,到了黑夜在船竿上挂上一盏灯,然后鱼就纷纷飞入舟中,当鱼特别多的时候就赶紧将灯熄灭,不然的话船就沉了。当时,有位叫陈潘舍的漳南人告诉聂璜这种鱼在当地也叫飞鱼,当地渔民也是用这个办法捕捉的。飞鱼的身体狭长,有细鳞,背青腹白,两个胸鳍像翅膀一样,长有两寸多,它的尾鳍分成两叉也很修长,可以帮助飞行。
现实中的“鹅毛鱼”——飞鱼
聂璜还记载道:飞鱼的腹内有白丝一团,有点像蜘蛛的腹中之物。其实蜘蛛丝在蜘蛛体内的时候是液体,但是古人并不知道,所以就拿来做类比。其实飞鱼腹内的一团丝是飞鱼的卵。飞鱼的卵非常小,白中透黄,彼此之间被丝状物纠缠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蜘蛛丝和蜘蛛卵的混合物。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录片《生命》曾拍摄到这样一段画面:一大片椰子叶漂浮在海面上,然后就引来了一大群飞鱼来产卵,眨眼之间椰子叶就被卵和丝裹成了“大粽子”,甚至还有好多飞鱼被裹在里面窒息而亡。最后由于卵太重,这个“大粽子”就带着鱼卵和死鱼沉入了大海。这也说明飞鱼是靠这些丝来把卵固定在海面上的漂浮物上进行产卵的。
草席上的飞鱼卵
根据聂璜的记载,当时的人们吃飞鱼的时候把鱼肚子里的东西连丝带卵都扔掉了,但这些其实是非常有名的食材。日本人喜欢吃的军舰卷上最常见的鱼子就是被染成红色的飞鱼卵。当今世界飞鱼卵三大产地有中国台湾、印尼和秘鲁,其中台湾凭借着优良的保鲜和加工技术,飞鱼卵的品质远超另外两地。但是,台湾人却并不是通过剖开鱼肚来获得飞鱼卵的。每到飞鱼繁殖的季节,渔民会把泡沫塑料绑在草席上,然后将草席连成一条长龙,浮在海面上。结果飞鱼就在上面各种产卵,等过阵子渔民收起草席,上面就是一团团的鱼卵,再送到加工厂去掉丝状物,染上食用色素,便成了上好的寿司食材。
四月江南时勿失:人间美味是鲥鱼
谈起鲥鱼,几乎所有人都能想到一个典故:张爱玲曾说过人生有三大恨事,“鲥鱼多刺、海棠无香、红楼梦未完”。其实她是在《红楼梦魇》中借别人的“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记不得了”,然后才“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但如果继续往前追溯考据,便能够在宋代僧人惠洪的《冷斋夜话》中找到“前两恨”的“原创者”——宋代的彭渊材。既然宋代名士对鲥鱼如此痴迷,也就说明鲥鱼是真的好吃。但是鲥鱼的美味与否,是与时令密切相关的,这也是称之为“鲥鱼”的原因。鲥鱼在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里都待在海里,只有农历四月的时候,开始洄游进入淡水去产卵,恰好刚刚游到江浙一带的时候味道才最鲜美。聂璜常年住在福建,当时吃了从海里捕捞上来的鲥鱼,味道确实不怎么样,这才有了《海错图》上的记载:“(鲥鱼)产江浙者,取于江,味美。产闽者,取于海,味差劣。”
《海错图》中的鲥鱼
在明清两代,鲥鱼曾经作为皇室贡品,称为“鲥贡”。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不久就立下规矩:每年四月要向宗庙进献鲥鱼。因为当时的首都在南京,刚好挨着产鲥鱼最好的江段,所以鲥鱼还是很寻常的东西,跟樱桃、梅子、杏、雉鸡一同作为朝廷的贡品。后来朱棣迁都北京后,为了遵循祖宗之法,依然要保证贡品里有鲥鱼。这可就麻烦了,因为鲥鱼极易腐败,甚至从江里捞上来挑着担子运到江边的城里后味道都会变差,更别说千里之外的京城了。于是,朝廷在南京燕子矶的观音岩上建起了一座“鲥鱼厂”,将捕捞上来的鱼一部分腌起来,剩下的就用冰镇一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运往北京。
万历年间有一位名叫沈德符的人,在他的笔记《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他跟随运送鲥鱼的船一起北上的一段经历:
“鲜鲥则以五月十五日进鲜于孝陵,始开船,限定六月末旬到京,以七月初一日荐太庙,然后供御膳。其船昼夜前征,所至求冰易换,急如星火。然实不用冰,惟折干而行,其鱼皆臭秽不可向迩。余于夏月北上,曾附其舟,几欲呕死。”
这段话讲的是农历五月十五的时候,朝廷将一部分新鲜的鲥鱼进献孝陵,剩下的则直接装船北上供皇家食用。从开船启程到最后抵达京城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期间本来应该不断地换冰块以保鲜,结果被护送鲥鱼进京的官员中饱私囊,把买冰块的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结果是腐烂的鱼一路上臭气熏天,差一点把沈德符恶心死。到了北京,先把鲥鱼拿去贡献太庙,先将列祖列宗熏一番,然后再进献给皇上的母亲吃,接着皇上吃,最后再赏赐给亲近的大臣。虽然皇帝身边的宦官“杂调鸡豕笋俎,以乱其气”,通过添加各式佐料以掩盖臭味,但依然“不堪下箸”。皇帝本人没有吃过新鲜的鲥鱼,大臣们也因为是皇上赐的鱼不敢说不好,于是满朝上下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吃着臭鱼,岁月静好。
餐桌上的鲥鱼
后来有一位“守备大珰”(负责防卫的有权势的宦官)从北京调任南方,夏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把厨子叫去,责怪道:“为什么不给我做鲜鲥鱼!”厨子委屈地说:“天天给您做啊……”大珰不信。直到厨子从后厨拿来鲥鱼,大珰仔细看了半天才惊讶道:“鱼的样子跟我在北京吃过的差不多,但是为什么不臭呢?”一时传为笑谈。
到了清朝初年,鲥贡依然存在,但由水路运输改成了快马接力。康熙年间沈名荪、吴嘉纪的鲥贡诗里曾写道:“三千里路不三日”、“君不见金台铁瓮路三千,却限时辰二十二”,也就是说,南京到北京的距离1500公里,只需要44个小时就到了,速度之快甚至都超过了驿递的“八百里加急”。为了保证鲥鱼的新鲜,“进贡之员,每三十里一塘,竖立旗竿,日则悬旌,夜则悬灯,通计备马三千余匹,役夫数千人”,朝廷竟然需要备马三千匹,役使数千人。不只如此,甚至连途径省份也叫苦不迭:“东省山路崎岖……州县各官督率人夫,运木治桥,劖石治路,昼夜奔忙,惟恐一时马蹶,致干重谴”,为了不让飞奔的快马因为道路崎岖不平被绊倒,沿途州县安排了大量人力去养护道路,所以最终因鲥贡过于劳民伤财而被康熙皇帝下令停止。
非螺非蛤的“撮嘴”:《海错图》为什么没能成为科学?
《海错图》中的“撮嘴”
聂璜在《海错图》中还记载了一种在海边礁石上最常见的生物——“撮嘴”,即藤壶。之所以被称为“撮嘴”是因为它长得像噘起来的嘴。聂璜描述藤壶时用了“非螺非蛤”,这个认识比西方人要早几百年。早期的时候,西方人一直将藤壶归为一种贝壳,直到19世纪30年代发现藤壶幼体后,放到显微镜下一看竟然是甲壳动物特有的“无节幼虫”,这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既不是螺也不是蛤,而是一种甲壳类动物,是螃蟹与虾的亲戚。
藤壶的生活史
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欧洲学者进一步对藤壶进行了观察,并且整理出藤壶的生活史:在最开始的时候,无节幼虫有好几条小腿,在海里一蹦一蹦地游泳。然后它会变成腺介幼虫,开始寻找可以附着的地方。在这个时候,它会用第一触角在各种基质上试探性地“行走”,以探测表面的粗糙度、光线、化学性质。这一步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固定,就再也移动不了了。一般来说,幼虫喜欢附着在同种的成年藤壶身边,因为这样比较保险。在找到合适的地方后,幼虫就会分泌出一种目前人类已知的最强力的胶水——“藤壶胶”,把自己粘在基底上,然后慢慢成年,变成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藤壶伸出蔓足捕食
聂璜还发现在藤壶的外壳中“又生两片小壳,上尖下圆”,这两片在今天叫做“盖板”,其中一片叫楯板,另一片叫背板。两片板能像嘴一样开合。聂璜还发现“内上有细爪数十,开壳伸爪,可收潮内细虫以食”。事实也确实如此,聂璜所描述的“细爪”其实就是藤壶的附肢,也就是藤壶幼年时游泳使用的“腿”,长大后就变得细长,并且分成好多节,科学上叫做“蔓足”,藤壶也因此被称为“蔓足动物”。每种藤壶的抓法也不一样,三角藤壶不管有没有食物,都以一秒钟两三次的频率疯狂地抓、抓、抓;相比之下,欧洲藤壶更为理智,一直伸开蔓足不动,直到食物撞上来才收回去;有些藤壶更懒,没有感受到强烈水流的刺激,或者没有闻到食物的味道,根本连蔓足都懒得伸出来。
《海错图笔记·贰》(曾获首届“中国自然好书奖”年度传播奖)
既然聂璜在《海错图》中对藤壶描述地如此准确,那么是否意味着他对藤壶“非螺非蛤”的发现就领先西方科学数百年呢?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聂璜在《海错图》里有大量的类似言论,并没有经过科学观察,而主要是靠猜,而且许多是猜错的,只不过碰巧藤壶这次猜对了。也正是因为缺乏进一步研究,所以不像欧洲学者那样,给不出藤壶“非螺非蛤”的具体理由。虽然看似相同结果,但是过程却是完全不同。
结语
长期以来,中国的博物学和科学都有类似的问题:仅仅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而没有深究背后的原理。这也就导致了同样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地被发现、提出,然后过不了多久又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没有人去做深入的研究,无法做到刨根问底,也没有科学系统的总结。这恰恰是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意识。
既然我们没有这种意识,那么就要对中国古人的表述有一个相对冷静、客观的观点,绝不可以夸大其辞。比如记得小时候在历史课本中曾介绍沈括是北宋科学家,他最早发现了石油,并且他还大胆预测“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如果我们不了解上下文的话去理解,那沈括也太神了,居然在一千年前就能预测到石油在现代社会能够有如此广泛的应用。但如果翻看《梦溪笔谈》的原文就会发现,沈括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裛之,用采入缶中。颇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
从上文可以看出,沈括所说的其实是用石油的烟做成的墨以后一定会广泛流行在世上,而根本没有想过石油会有其它的用途。所以,虽然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但它毕竟没有使现代科学出现在中国。《海错图》同样如此,虽然它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博物学著作,但它依然无法成为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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