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的日本青年：跨国移居者的生活想象

“我不想回日本做工作狂，这里的生活更惬意。我也想多动些脑子，现在每天的工作比较机械。”39岁的辉元来自日本，是大连对日外包服务大军中的一员。

大连有中国的班加罗尔之称，其之于日本的作用相当于印度班加罗尔之于欧美国家的作用。大连软件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规模已经扩大至千亿级，有20万人的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人才，其中包括像辉元一样在客服中心提供技术支持，或是生产网络内容、测试产品的外籍技术劳工。

大连，东软集团软件园办公大楼。本文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这群日本年轻人来中国的年龄通常在25至35岁之间，并视跨国流动为人生的转折点，充满了可能性与探索，但是正如辉元所描述，现实中他们大多感受到的是生活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对未来向下流动的担忧。

观察到这一群体的矛盾心理及人生轨迹的变化，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川岛久美子提出疑问：当移居者展望未来，发现地域流动没有显著改变自己生命进程的时候，他们怎么办？

2012年至2015年间，川岛对39名来自日本的移居者进行了访谈和回访。

有限时空中的临时迁徙

研究中，受访者迁移到大连成为跨国公司廉价的“本地雇员”的平均年龄为29.5岁。他们都在大连呆了四到五年，最长为九年。尽管大多数人只有一般教育水平或专业资格，但他们的语言资本当时在大连非常有价值。外包服务行业发展的早期，会流利日语的中国劳工尤其短缺。

正如预算型旅者接受目的地较低的工作条件以换取海外旅行体验，受访者在中国工作享有医疗保险、免费中文语言课程和其他员工福利，弥补了他们收入上的减少以及被视为“朝不保夕”的职业地位。川岛认为，大连的劳工迁移为在经济停滞的日本厌倦了苦差事和剥削的年轻人提供了喘息的机会，避免了日本社会对他们“非规范性”生活轨迹的不认同。

在中国，这些日本年轻人占据了职业场域中并不寻常的位置。虽然他们的起薪远高于中国同行，但他们主要集中在技术外包领域的低端层次，薪资变动幅度很小。对于这些技术型移居者而言，适应当地文化和语言等新生活方式业已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最初要兼顾全职工作和普通话课程的满腔热情往往会被时间动摇。

中国公司的管理人员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多语种技能。相比之下，川岛的受访者基本上只会说日语，且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格，因此通常被排除在向上的职业流动之外。而那些具备高技能的年轻中国职员，很多已经位于领导层，进一步凸显了日籍技术劳工与之在年龄、职业水平和经济独立性上的差距。

31岁的里沙略带嫉妒和羡慕地解释说：“我所在部门的同事大多都有房子，他们会在内部找对象，组建新的家庭，最晚的也不过30岁左右。事业有成的夫妇之后会搬到更大的城市，以追求更好的工作和薪资。我的日本同事和中国精英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临时移居者的生活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包括不断变化的出入境政策、国家经济优先事项和劳动力市场趋势。大约2012年以后，受访者的工作保障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

首先，中国雇主在遵守管理外籍技术人员的法律方面面临压力，大学文凭成为员工签证续签的主要障碍。43岁的望已经在大连工作了七年，但是他仍旧感到不安，“我的签证快到期了，不管怎样，我都不能永远呆在这里……我每天都在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其次，对日外包服务行业的成熟使当地通晓双语的劳动力日益增多，而这一趋势与2011年日本三重灾难发生后，在日中国居民的回归基本相吻合。第三，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投资者撤离风险的增加，中国雇主减少了对日本技术劳工的需求，在这种环境下，日籍移居者要保持竞争力并不容易。

已经工作了几年的直人曾试图通过内部培训学习更复杂的技术以提升个人竞争力，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用英语撰写技术报告，以支持美国和印度的技术同事，但是我的写作非常笨拙。后来有位中国同事悄悄建议我先用日语写，这样报告的要点能更加清晰。”

受访者大多认为，移居本身并没有带来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而延长现状却已成为一种负担，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川岛指出，在不断的社会发展变化中，日籍技术劳工正逐渐陷入边缘空间，尤其是35岁以上的人。

如果将在中国的经历视为日本年轻人过渡到稳定成年生活的一种“延迟”，这种延迟也影响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

在对这一群体的后续研究中，川岛发现离开大连的日籍员工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最年长的男性为43岁，女性为47岁。出于对自身处境的考量，继续流动成为多数人口中的机遇。

想象与未来期望：“回不去”的家乡

绝大多数移居者将自愿或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而返回日本。然而，对于那些已经习惯大连悠闲工作节奏的人而言，他们无一例外地害怕回到日本的工作文化中，这种文化需要对工作百分百的投入。

日本东京，一名白领工人在地铁中睡着。

有家公司的日本分公司曾愿意为几位返回日本的女职员提供再就业的机会，但她们却表现的并不热心。美穗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前同事接受过这样的机会，“（她）回日本后非常努力，但公司利用返回者对全职工作的迫切需求支付他们较低的薪酬。”

望也对回日本也持谨慎态度，他说，“在日本的呼叫中心工作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谋生选择，因为那里主要是年轻人在兼职。”

大多受访者对日本的社会传统感到不满，特别是就业中的年龄歧视。39岁的信子和30岁的大悟都擅长从事远程客户服务工作，但未来年轻女性将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使他们感到悲观。他们预计，自己未来可能会变成别人口中的“老大娘”或“老东西”，并且在50岁之前被淘汰。

一日企举行新员工入职仪式。

一方面，大连日本技术型移居者的群体规模有限，加上语言上的孤立性，造成了回音室效应，一些流传的故事刺激了共同的恐惧和焦虑感。另一方面，对就业中遭遇年龄歧视的担忧也并非毫无根据。在日本，由于企业“内部长期职业发展的原因”，招聘广告通常禁止年龄超过35岁的申请人。社交网站和主流媒体经常推测能申请体面的固定岗位的年龄界限，而招聘网站则提供专门针对中年申请者的建议。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返乡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具备一定的挑战性，因为他们在国外的经历无法产生足够的竞争优势。

虽然日籍劳工在一天天变老，但他们在社会建构的生命历程“时间表”上的进展却停滞不前。 对未来工作感到不安的同时，他们也对退休金和婚姻等其他形式的保障感到忧虑。

未来稳定的象征：退休金和婚姻

随着时间的推移，川岛的受访者意识到，由于并没有处在日本的劳动力体制中，他们有可能被排除在国家退休金计划之外。在日本，企业通常只会给长期雇员支付退休金，而非长期雇员若想获得退休金则必须缴纳公共退休基金，且只有在连续缴纳25年以后才能享受退休福利。

而在中国，虽然日籍劳工的工资被扣除了社保，但在他们离开中国后，将没有资格支取退休金。这导致十几名受访者不得不返回日本，部分原因是为了更有效地积累自己的退休金。

只有少数受访者表示，他们会从大连的工资中定期向日本退休基金支付费用。一位网站内容撰稿人尴尬地承认，他的父母一直为他负担每月的费用。网游经理胜也则嘲笑那些花钱大手大脚却又担心退休金的人，自愿忽略了自己的支付义务。另一些人声称，考虑到汇率差异，缴纳公共退休金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川岛指出，无论日籍移居者的立场如何，他们背后的假设都一致——成功退休将是生命历程中最后一个关键的里程碑，因为为老年生活中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做准备，是成年人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

此外，在中国长期逗留也被视为寻找优质婚姻伴侣的潜在障碍。受访者到中国时都未婚，绝大多数表达了结婚的意愿。现有研究表明，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日本人对待先前 “男主外、女主内”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

男性受访者反复将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需求和成为家庭支柱的性别期望联系起来。和正明确表示：“作为一个男人，我需要结婚并获得体面的收入。”而成为家庭支柱的压力表现在不同的方方面面。对大多数男性受访者而言，及时且成功地回日本是结婚的必要前提。

相比之下，女性受访者经常从“适婚年龄”和“生物钟”的角度讨论她们移居者身份的时限。29岁的智美幻想能到东南亚移居，但她更迫切的成家需求把她带回了日本。在移居者个体仍然单身的情况下，他们对未来经济生存能力的担忧会日益加剧。

虽然他们有时会与同样来华的技术同事结婚，但大多数人都排除了与中国人结婚的想法，理由不仅是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和当地人早结婚的倾向，更因为大连对他们而言，本来就是一个生命历程的中转地。

随着40岁的年龄大关迫近，利子在川岛的的几次采访中显得特别焦虑：“我很快就老了，将不再适合呼叫中心的工作……其实，从35岁起，我就一直担心自己会单身……理想的情况是，我想尽快结婚并生个孩子，然后在家工作，做一些兼职。如果不能实现的话，我也可以去做导游，因为我喜欢旅行。或者，我也可以去旅馆工作，因为他们并不会嫌弃老女人……当我感到绝望时，我会看那些老年护理工作的广告，因为那个行业永远缺人。”

女性往往认为，婚姻不仅关涉爱情和友谊，它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在日本和其他国家，婚姻长期以来都是女性为男性提供无偿生育劳动以换取经济安全的一种制度化模式。虽然并非每一位女性移居者都希望成为家庭主妇，但她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结婚和生育会打乱她们的工作节奏。

川岛指出，受访者在许多叙述中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尽管这些想法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但他们所选择的非传统的生命历程却不可逆。迁移本身并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他们在大连所处的边缘化时空位置，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尖锐的焦点，即落后于传统的成人转型阶段。

与此同时，对生命历程“时间表”的意识不断增强，也激发了移居者创造性的思维，他们通过不断的迁移，继续寻找通往成功的路途。

继续迁移：通过流动性想象未来

一些男性移居者想利用他们目前在技术外包方面的经验，到印度或菲律宾等技术外包比较前沿的地区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比如聪，他将到大连的临时移居定位为将来向上流动的跳板，“大连在世界舞台上仍然不为人知。但新加坡是全球企业在亚洲的总部，在那里我将能够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理想情况下，如果最终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那么当我回到日本时，会成为一名价值更高的专业人才。”

太一也有类似的志向，他在菲律宾申请了短期英语语言课程。目前，菲律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技术学习目的地，聚集了来自亚洲并注重成本的学生。他的计划是利用英语能力将自己推向高收入者的行列，最好是在微软或苹果等知名公司工作。 他分析，这将增加他在婚姻市场中的话语权，并能够在日本拥有一套房子。

川岛注意到，这些人在考虑继续流动时，在欲望和义务的话语之间摇摆。在详细讨论了跨国职业发展后，保仁流露出对职业抱负的匮乏：“我并不是特别想进入管理层，但这是增加薪水的唯一途径。作为一个男人，不这样做就结不了婚。”

之前做过酒店接待员的大悟对当下的婚姻前景表示悲观，但是在描述未来时，又充满了希望：“我该结婚了……但我不能留在大连，因为我买不起房子，而拥有房产是在当地结婚的前提条件。此外，这里的女性对我来说个子太高了。而要娶一个日本女性的话，正常的标准是一年至少要赚400万日元。我的简历没那么光鲜，所以不确定是否能在日本找到稳定的工作，回国是有风险的……我想去东南亚工作，那里的女孩子不仅娇小而且漂亮。当然，我也想继续学习英语，这样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养家糊口。然后，我可以在45岁的时候和未来的妻子再返回日本，工作20年后，就有资格领取国家退休金。这样一来，我就能去妻子那边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在那里日元的购买力更高一些。”

大悟在接受川岛最后一次采访后的一年里离开了大连，辗转到马来西亚一家呼叫中心做日语接线员。他不是唯一一个重新规划路线图以实现养家糊口的目标的人。通常来看，他们生存状况的严峻程度似乎被夸大了，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牵强。但川岛认为，与其将这些说法视为不合理的过度反应而不置可否，不如将其视为受访者管理心理压力的一种话语策略。

正如现代日本史研究专家戈登（Andrew Gordon）所说，自19世纪日本中产阶级出现以来，对向下层阶级流动的恐惧一直是这个群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开始后这一状况愈演愈烈，而且有一种趋势，即将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年轻人视为不成熟、自私或有问题的人。正是在这种巨大社会压力的背景下，需要对男性和女性移居者的悲观看法进行解释。

川岛的研究表明，虽然目的地城市的经济和流动人口政策不断变化，但潜在流动群体在原籍社会长期从事临时性工作，日益陷入困顿中。他们对迁移后生活的想象构成了自身对未来的期望。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跨国流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既有生活的限制，但也可能落入另一种被“剥削”的模式。

[本文整理自学术论文““青年”迁徙的长期后果：中国的日籍劳工及其生命历程”（Longer-Term Consequences of “Youth” Migration: Japanese Temporary Migrants in China and the Life Course）。文章收录于期刊《跨文化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8年11月在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旗下在线学术平台Taylor & Francis Online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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