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投资不能重复老路 以5G基建带动新经济发展更有意义

为了稳住经济，目前中央对基建投入近期持续在加强。一方面，加大了地方项目收益债的发行规模，以加强地方对基建项目的投资。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显著加强了基建投资力度。如最近国家发改委连续批复了三个投资规模300亿元以上的基础设施项目，合计投资金额达1324.09亿元，使得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自今年三季度以来出现明显增长态势。2018年前三季度，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147个，其中审批117个、核准30个，总投资6977亿元。大量项目的密集上马，显示出中国以基建投资带动整体投资增长，进而促进整体经济的平稳增长。

但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老套路”来稳住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稳步增长，目前来看越来越成为权宜之计。安邦咨询（ANBOUND）认为，基建投资在传统的“铁公基”补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在以5G技术为代表的信息科技领域的基建投资，这样以科技和资本密集型的投入，推动通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未来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升，从而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空间。

虽然加大基建投资在历史上对稳增长都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这种效果也在逐渐弱化。就最近几年的情况而言，特别是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大规模基建投资措施后，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效应，以及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在逐步减弱，这在最近几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总量以及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都可以得到验证。

这不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全球也是如此。花旗在最近的报告中就警告财政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逐步减弱，也将延缓美国在内的经济增长。工银国际的报告也认为，全球经济周期的错配与宏观政策空间的鸿沟相互强化，新兴市场整体面临货币和财政政策边际收缩的压力，尽管发达经济体短期仍有财政刺激助力，但其影响将渐次消退。穆迪也认为，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全球主权政府应对长期挑战的空间正在缩小，这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高债务水平、人口老龄化及收入不平等长期趋势。

从长期影响来看，大量投资“铁公基”等基建，将会持续强化国内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和路径，造成庞大而过剩的基建能力难以出清，会延缓供给侧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将来还是会面临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层次问题。要注意的是，基建工程的长期性和低收益也会继续让政府唱主角，仍然难以吸引社会资金和民营企业的介入，短期内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和地方政府的债务。

投资肯定是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但投什么领域？谁来投？这里的学问和差别就很大。在安邦咨询的研究人员看来，加大对于5G为代表的信息通信基建投入，则是比“铁公基”之类的基建投资更有效果的投资。在信息时代，投入5G发展可以推动信息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增长，为中国带来新的市场空间，并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与“铁公基”之类的投资不同的是，5G产业由于有着直接和巨大的商业利益，会吸引资本市场和民间投资的进入，也会带来消费方式的转变，以有限的资金来带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

目前来看，全球都面临一个5G基础设施投资的节点。一方面国际间的5G标准已经确立，而下一步将面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可以说当前5G商用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北京、上海等地都纷纷推出了相关的规划，对此，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国内5G的研发、建设，以及大规模的外场测试等方面来看，2019年试商用、2020年商用的目标肯定可以实现。”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曾在2018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透露，我国5G牌照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发放。

另一方面，投资的周期更长，而投入更大，也需要各国政府和市场的推动。摩根士丹利就在最新的报告中预测在2019-2030这十年间，包括频谱、基站发信台（BTS）、传输以及信号塔在内，总体的5G资本支出为8720亿美元，其中中国为4210亿美元，美国为2650亿美元，日本为1290亿美元，韩国为580亿美元。相比4G6-8年的建设周期，5G10-12年的更长，相应的资本支出也更多。摩根士丹利估计，美日韩的5G支出是4G支出的1.3-1.4倍，而中国的5G支出是4G支出的2.2倍，全球则是1.7倍。

而5G技术对于消费和商业模式的改变也将是颠覆性的，将为市场带来巨大的空间。如同4G时代带来智能手机、共享经济、移动互联等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一样，5G时代带来的市场空间的改变也将是非常巨大的。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来看，中国手机的市场保有量在14亿部至15亿部，而在5G时代，预计到2025年，智能终端数量将达到100亿部。同时，5G应用还将覆盖到无人驾驶、无人机、北斗系统等领域。邬贺铨此前也曾表示，5G将比现有的速率提高10倍，具有高可靠、低时延特点，未来可支持500公里时速的高铁、远程医疗等应用。有通信企业提出，5G产业的“五个关键应用”包括自动驾驶、大健康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应用。因此，5G技术的发展对于推动技术创新和新的商业模式都有着巨大的潜力。这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机遇。另外，5G的网络设施建设，将不仅是对城市网络的覆盖，还需要郊区和农村市场进行大量覆盖，这一方面对于技术设备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对于农村建设具有引领和带动的作用。

全球5G信息市场刚刚开始形成，预计将在5到10年内逐渐成熟，在现在的金融市场“资产荒”的情况下，5G市场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也会吸引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关注。这不仅包括对于电信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包括各类应用模式的潜在机会。摩根士丹利认为，5G为电信公司提供了一个难得且潜在的定价能力的回归。相比无法将3G/4G货币化的时代，更少的监管和竞争压力、竞争更少的市场结构、定制化的网络“片段”使得电信行业在5G时代重获定价能力。此外，摩根士丹利指出，MSCI世界电信公司贸易预期的2019年EV/EBITDA为6.5倍（自2013年以来平均为6.7倍），这没有考虑潜在的定价能力带来的上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5G基建的投入，并不需要政府唱独角戏，只要做好政策规划和市场规则，可以引导电信企业加大投资的力度，也可以吸引社会资金和民间投资的进入，这对于推动投资增长和资本市场发展而言，会具有更好的效果。

从经济增长和宏观政策的效果而言，宏观政策不仅需要短期的“老套路”来应急，更需要考虑如何来从长期和市场的角度来扩展市场的空间和提升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是通过“新路径”以推动科技和资本密集型的5G基建投资带动科技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目前的经济而言更有意义。

（作者系安邦智库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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