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直指中国股市三大问题：当前政策过于期待牛市行情

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财经》2019年会现场对中国资本市场发表了一篇犀利的演讲，他指出当前中国股市存在政策市、资金市和监管套利三大问题。监管部门过于关注股价并把这些数据引作衡量股市发展的政绩标准。李扬提出，要保护散户投资者，降低市场“赌性”。监管机构救市必须“于法有据”。

李扬坦言，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特别是股市似乎并非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也未能为管理风险提供新的机制，反而有时成为经济波动的导因。在李扬看来，中国股市重筹资而轻投资，没有助力改善企业治理机制，也没有改善中国的融资结构，并未发挥中国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李扬指出，上述问题来源于三大原因：政策市、资金市和监管套利。

中国的资本市场被赋予太多政策目的，经常成为“扶贫”的手段。李扬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以扭曲资源配置的办法（其核心是严格的资源配给和审批制度）使社会金融资源流向无效或低效率的领域。

而政策市的一个衍生结果就是监管部门过于关注股价、融资额、交易量、总市值等，并把这些数据或明或暗地被引作衡量股市发展的政绩标准。“这与经济上的“GDP至上”异曲同工。”李扬说，“在股市调控中，股指几乎成为唯一的风向标。”

李扬说，当前政策过于期待牛市行情，使得监管当局的功能、地位、手段及其调控政策出现了持续性偏差。

李扬认为，中国股市的第二个问题是“资金市”。股市动态既然不能反映经济的走势且不为企业经营状况左右，便会受到资金规模及其流向的强烈牵引。

李扬说，历次股市的震荡都是传统“资金游戏”的重演，更有甚者，有时甚至间接或直接引导银行资金“加杠杆”。“中国股市从来就不缺钱，缺的只是正常、有序的交易机制，缺的是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

李扬直指，将中国股市的问题误判为缺乏资金，从而每遇到问题便停止IPO，每遇到问题便向股市注资，是历次调控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中国股市还存在“监管套利”的问题。李扬称，监管套利已成为扰乱市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令人眼花缭乱的合作、嵌套、通道、质押等，结果都是将信贷资金引向股市，致使股市运行成为中国杠杆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反过来，一旦着手清理杠杆，市场便会“失血”。

李扬还认为，在产品层面和市场层面“混业”趋势已然成为趋势的情况下，依旧画地为牢，引致的“过度监管”、“监管共振”和“监管真空”并存的矛盾日益尖锐。

在李扬看来，未来，中国建设资本市场必须从国情出发。“舶来”制度未经本土化改造难免将造成“南橘北枳”之变。

他提出，首先，要处理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间接融资为主既然是长期无法改变的国情。筹集长期资金就不能拘泥于资本市场，还须向间接融资体系内寻找出路。而重资本形成，重“草根”资本市场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义。

其次，要端正致力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理念。必须创造有效的机制，选择效率最高、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上市。必须提供各种条件，为上市公司提供再融资便利，助其兼并重组，不断提升公司水平。

李扬强调，要迅速改变以审批为主的监管架构，尽快全面实行注册制，加快不良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建设。

第三，李扬认为，要保护投资者，降低市场“赌性”。中国资本市场上散户投资者为主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国情，应顺应这种结构，创造条件，保护好投资者，特别是散户。

李扬说，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应该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持续加大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对大股东及高管的套现行为做出严格规定，停滞大股东幕后的大宗交易和转让等。

李扬强调，要创造让散户不通过反复炒作，而是通过长期持有而赚取长期收益的机制，使得散户成为市场稳定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就是严格要求上市公司现金。多数公司都不遵守监管当局的规定，不派发或很少派发现金股息。

第四，是法制严密、有效监管。要纠正监管机构的定位偏差，强调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是监管，而不是把行业做大做强。

“监管当局的所有行为，特别是救市，必须“于法有据”，而且，宁救企业，不救股指。”李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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