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未来张邦鑫 期待民办与公办教育更好融合

张邦鑫

1980年生，好未来董事长兼CEO。2002年在北大读研期间创办学而思。2003年成立学而思国际教育集团。2010年10月21日，好未来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交易，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小幼教育培训机构。2013年，学而思集团更名为好未来集团。 ■ 回眸

2018年8月24日新京报版面。好未来荣获匠心企业称号。

张邦鑫与好未来的十五年，也是民办教培机构在中国探路的十五年。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中小学要求减负，奥数成为名校暗中筛选学生的重要指标。2000年前后，教培行业迎来一轮发展热潮。两名北大学生创办的奥数网在此时起家，一出生就赶上了好时候。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好未来最初的样貌。

15年间，奥数被当做应试教育的靶子，屡遭禁止、打压，却春风吹又生。好未来在这15年间悄无声息地成长为百亿美元市值的上市公司。2018年，这家晚于新东方成立10年的教育公司，市值连续两年超越新东方，坐上中国教培行业头把交椅。

今年初，国家四部委重拳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主营业务为校外培训的好未来也被推入寒冬。现在，好未来已将自身定位为教育科技公司，而至今营收占比约八成的校外培训业务，转型为载体业务。目前好未来的主体业务，则变身为对接公立学校的智慧教育和赋能同行公司的开放平台。

10月底，好未来CEO张邦鑫接受了新京报专访，和记者聊了15年来创办好未来的心路历程，首次就好未来遭浑水做空事件作出回应。

谈好未来

转型智慧教育、开放平台与四部委文件没有关系

新京报：你开始办培训机构时，办学环境、政策环境什么样？

张邦鑫：我们办奥数辅导培训班时确实赶上了好的进入时期。非典时期，很多机构都经历过生死劫，包括新东方。

2003年之后开始清理校中校，公办学校里的课外辅导班往外迁。我们没受太大影响，因为我们第一天就在写字楼里面办辅导班。市场相当于清零了。

另外，当时鼓励民办学校办，禁止公办学校办奥数班。现在是民办学校也不让办奥数了。

新京报：今年你开始重新定义好未来，说不是培训机构了?

张邦鑫：对。我可以给你们画个图（如图）。横轴是学生的家庭收入，纵轴是学生的学习成绩。

用简单的二分法来看，学而思培优的学生是属于家庭收入高，孩子成绩好的范围。

重新定义好未来，就是以智慧教育和开放平台为主体，以素质教育和课外辅导为载体。主体是本质，而载体是手段。

学而思只是普惠教育的早期阶段。早期我们关注家庭收入高、成绩好的学生，但对于城市里的中等生、后进生以及中低收入家庭并没有很好的帮助。学而思网校、轻课，就在解决这个问题。

而帮助收入低、贫困地区的后进学生，是我们公益基金在做的事情。没有商业回报。

新京报：做智慧教育和开放平台这两项业务是否有不得不做的成分？

张邦鑫：我们从2015年开始做智慧教育，跟四部委文件没任何关系，我们拿事实说话。做开放平台是今年的事，跟四部委文件也没关系，因为那是跟中小型培训机构之间的事情。做互联网是从2010年开始，和四部委文件更没关系。从内心来说，这是我们本来就想做的。

新京报：好未来现在进入了你所说的使命驱动的发展阶段吗？

张邦鑫：是的。好未来团队从第一天办学就讲“不作恶”，这和谷歌提出来的理念完全一样。

比方说开放课堂，第一次课不满意可以全额退费，之后不满意随时按比例退费，家长可以旁听。都是开放、透明、公允的规则。

做教育，如果内心没有准则，便很难做成高品质。我们对文化、价值观高度重视，我们考核高管，一半考核业务，一半考核价值观。

新京报：不作恶为什么重要？

张邦鑫：我觉得这是公平的。

新京报：教育企业能做什么恶？

张邦鑫：学生交了钱却没有进步，机构就是占了便宜，耽误了孩子。客户有三个成本：金钱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远远大于前两个成本。付出了这三个成本，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就是耽误了孩子。

一个人一辈子可能会成为很优秀的人，也可能成为很糟糕的人，影响在每一天当中发生。一位老师的学生，如果最后很糟糕，老师的责任非常大。

我认为经济是社会的速度，教育是社会的加速度。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比经济要大。但我们经常会忽略这点，认为它不重要。

谈博士退学

世界上的事有得有失

新京报：你何时意识到做课外培训班可以成为你的事业？

张邦鑫：我一直都没想把它当作事业，直到退学。

新京报：讲讲博士退学吧。

张邦鑫：当时就是读不下去了。之前一边在学校读书，一边利用周末兼职。2007年学而思应该有两万个学生，几百个员工。在北大读研我很少去实验室了，老师经常看不到我，一次两次批评批评，时间长了就觉得不合适。

我当初是免试直博的，中间没有硕士。否则我还能拿个硕士。

新京报：硕士学位也没拿到？

张邦鑫：硕士也没拿到。老师就是说一心无二用，要么你好好读书，要么好好做公司，把学退了。我认同这个观点。

新京报：你不觉得遗憾，没有了北大学位？

张邦鑫：世界上的事总有得有失，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想要。

新京报：这个“得”值得吗？

张邦鑫：值不值得取决于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拿到学位或者有个证明，只是阶段性的句号，它不是最终目的。

新京报：那什么是目的？

张邦鑫：学习的目的是更加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更好地发挥优势，能够身心健康地去做事。文凭只是一个过程。

后来很多教育科技公司CEO来问我，邦鑫你当时创业是怎么想的？我说我那个时候第一没想创业，第二没想融资，第三没想上市，这是真实的。

新京报：那你想干什么？

张邦鑫：我不懂融资。你想我一个大学生，哪知道这叫创业。很多同学在外做家教，我们就是做家教做起来的。今天看觉得好幼稚，但那时候就是这样。

都是留学回来的，像张朝阳那样的人他们融资。

2006年新东方上市我都觉得和我没关系。因为新东方那么大，我们那么小。

我第一次去想融资的事儿，是2007年，巨人融了两千万美元，挖了我们几个老师，还带走了几百个学生，我突然觉得这样下去公司可能会死掉。因为别人融资了，就可能会挖我的人。我想融资的出发点是：我们也得有钱，也得给大家空间和机会，让员工成长，否则员工都跑掉了。

新京报：你反应还挺快。

张邦鑫：不然就死了。

谈父母的影响

宁可自己吃一点亏

新京报：你从没想过正经拿一个大公司的offer吗？一般北

大学生都是这种思路。

张邦鑫：我确实没想过。一个人的成长，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在川大时我发现，到了大三、大四，同学开始考托福、GRE出国了。当时我都蒙了，为什么要考这个？

还有很多好学生都去四大会计所、投行、外企，我是不知道这些的。在我们江苏农村，我爸妈都是个体户，我骨子里认为，毕业了也要回去当个体户。家教很符合我的想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个体户。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要考北大？

张邦鑫：我父母觉得我应该上好学校。

新京报：上好学校回家还是当个体户？

张邦鑫：对。上完好学校也回去当个体户。在南方沿海城市、沿海农村很多人都这么想。

小时候我爸跟我讲，学习改变命运。学而思就这么来的。不好好读书，将来就一辈子种田，开个小店。学历最高是博士，那我得考个博士。我脑子里大概是这种思维逻辑。

新京报：你爸妈是什么样的人？

张邦鑫：我爸妈属于非常本分的人，我经营公司很受他们影响。我讲几个例子。

南方过年过节会吃馄饨，我们家就加工水面和馄饨皮。我在菜市场生活了十年，看到很多商贩缺斤少两，经常有人找过来。但我家从来没有人找过来。我爸妈告诉我一个原则，人家买一斤的，你给他一斤一两；买两斤的，你给他两斤一两。多一两，他回去怎么称都不会少。

会吃亏一点，但这样做有保证。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自己的尺度严一点，就能保证大部分人舒服。

另一个，我家里这么辛苦，一年到头就挣一万多块钱。但整个家用、我读书就靠那一万多块钱。我算过，过年过节的时候，如果我们涨一毛钱，利润就翻倍。但我父母说，都是老客户，这样做会让人伤心。

所以好未来今天也是让老客户先报名，对老客户有政策倾斜。

后来我定一个原则，学而思要成功就要留住老客户。如果老客户愿意帮你介绍新客户，公司就会源源不断扩大。不用去做更多推广。

谈责任感

我是教育公平的受益者，也希望更多人从中受益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在内部会做一些不赚钱甚至亏钱的业务，这就是好未来“平衡”价值观的反映？

张邦鑫：对，它是投资未来的。

新京报：业务的左右手互搏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吗？

张邦鑫：我认为短期叫浪费，长期不是。长期能够增加创造力和可能性。

新京报：你这样做，跟你自己的不安全感有关吗？

张邦鑫：可以理解成有关。

新京报：你用个人基金去帮助贫穷、后进的学生，听起来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责任感？

张邦鑫：一来，每个人会思考和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二来，教育的不均衡是社会不平衡的重要部分。比如人类社会有个问题，历朝历代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割裂？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就会产生革命。

那么西方是怎么解决的？有钱人去做公益、去回馈社会，我认为是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当然包括税收也是，能让社会回到均衡态。

另一个解决方式是让底层的人获得机会，促进社会阶层流动。阶层流动了不容易革命。废掉科举，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教育公平是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我本人是这件事情的受益者。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社会底层的人和中间层的人是要依靠这个支柱努力，这是他们活着的信仰，是奋斗的原因，是他们的精神依托。所以我也希望更多人能从中受益。

新京报：你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受益者，你觉得什么地方还可以更好？

张邦鑫：希望能更开放。公办学校应该引入社会力量去帮助它自身进化。现在很多公办学校引入我们的课程，我们也向很多机构打开大门。公办学校的改革开放很重要。

新京报：公办学校会抵触吗？

张邦鑫：他们是欢迎的。国家的政策已经是鼓励的了。可以更加进步，甚至在立法层面（有作为）。

每年出生人口是固定的，高考录取分数是固定的，中国人这么重视文凭，入口和出口决定了竞争强度。

单纯改一个层面，不管是改小升初、改中考都没用。竞争强度决定了要么体制内解决，要么体制外解决。

治理课外辅导机构的同时，也要把公办学校更好地开放，在主战场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堵不如疏。这样水位差就会减小。自然而然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我不是站在好未来的角度，我是从对这个事情有帮助的角度讲的。

谈浑水做空

拿数据说话

新京报：你为什么从来不回应浑水做空好未来？

张邦鑫：我们公司的性格是这样的。历史上若干次对学而思的质疑，我们也基本不回应。面对浑水做空，有些公司会逐条回应，双方时间都耗在打口水仗上。事实胜于雄辩，拿数据说话就好了。

他们挑战的问题不严谨，一些数据是从媒体上摘抄和推测的，而我们披露的数据是经过审计的。

还有关于顺顺留学的收购价格，比照同期的其他案子，市场决定了我们只能是那个价。而且轻轻家教里面除了我们还有IDG等大基金，人家怎么可能配合你去做坏事儿。

新京报：张杨确实很快就离职顺顺了。

张邦鑫：张杨还在好未来。张杨是非常好的破局能手。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创业者。

新京报：你怎么看浑水这个机构？

张邦鑫：无所谓，我不看。它报告的三、四部分就更夸张。以前没有说多少是短期班，多少是长期班，没有分开披露。浑水说完以后我们就分开披露了。

新京报：你觉得浑水的报告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张邦鑫：我跟团队讲，业务做好是本质，别人怎么说不重要。

新京报：可是也有同行说你们会掩盖利润。

张邦鑫：从来没掩盖，最多是投资未来。我不希望公司只有今天没有明天。这个行业要以长远眼光来看，不能只顾当下的业绩好。财务报表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我们不是做给谁看的，不是做给投资人股东或

■微言

民办教育发展进入规范化时代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民办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正如好未来董事长张邦鑫所言，“如果经济是社会的速度，那么教育就是加速度。”而民办教育在弥补国家教育经费不足、满足民众多样化教育需求、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5年前的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我国的民办教育发展进入了真正的法治时代。

2016年，我国启动了对这部法律的第二次修订，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17年实施。今年，司法部根据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发布了关于《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我国民办教育走上规范化办学之路。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分营利性的民办教育与非营利性的民办教育，具体的实施细则，则着力于消除这两类民办教育的灰色地带。

有舆论质疑这是民办教育的倒退。这种质疑是站在资本和产业角度看民办教育的发展，因为“分类管理”确实限制了资本进入民办教育领域一味逐利。

但是，要让民办教育在我国整体教育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就不得不面临转型。即国家法规要引导社会力量从投资教育获得利益回报转向做教育慈善。这是由教育的公益属性决定的，也关系到民办教育的更大作为。

在民办教育中，像好未来这样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是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分类管理”，对大部分校外教育培训而言，有利无弊。因为这解决了它们“是学校还是企业”的身份问题。在实施“分类管理”后，这些校外培训机构在内地股市上市将指日可待。

随着国家对民办教育的管理进入“分类管理”新时代，民办学校发展都将告别粗放办学、“野蛮生长”，进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熊丙奇（学者）

■问答

●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张邦鑫：稍微静下来了,经过实践，慢慢去掉了浮躁，变得相对从容。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由积极创新而遭遇困惑，变成了聚焦主战场的从容，由动到静。

●这十五年，你经历最美好的事情和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张邦鑫：最美好的莫如有了孩子，成为父亲,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教育与孩子的关系。最大的遗憾，就是对一些产品和技术人才的引进还很不够。

●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张邦鑫：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在喧嚣的外部环境下，始终可以静下心来做事的人。对我来说，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给社会注入更多活力、动力和创新的力量。

●未来，你对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张邦鑫：我期待国家、社会都能更好。前提是，须先给孩子们一个好的未来。教育领域的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入。公办学校可以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助力其办学水平的全面提升。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石茹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浦峰

协作编辑李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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