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中国经济尚未出现系统性风险 无需采用危机应对手段

中国尚未出现系统性风险，无需采用危机应对手段

[财经纵横]"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有很多不规范、不合理或者不合意的情况，但是一下子过渡到我们认为合意的情景的时候，这种跨度又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政策、对市场的预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10月13日，国研中心金融所副所长、CWM50学术成员陈道富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上如此表示。

陈道富称，今年以来，宏观数据显示稳中有变、稳中向好，微观企业中个别企业其实经营数据还可以，但是和微观企业的主观感受这三者之间出现了比较大的背离。

他还表示，从今年的宏观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出现了三个变化，第一，利润增速没有带动投资，消费降级多次被提及；第二，宏观调控效力下降，货币宽松没有传导进实体经济；第三，现有的金融体系很难适应我们提出来的要求。

陈道富强调，虽然今年也出现了很多的风险事件，但是目前还没有演变为全局的系统性风险，所以还不需要用危机应对的手段。他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给经济一个台阶，让市场看到整个经济调整的方向。

陈道富认为，微观主体的预期下降可能来源于收入增长慢，成本上升很高，但是，这种成本上升不完全是市场导致的，还与社保、税收、金融防范风险等政策相关。

“宏观调控要想发挥作用，更多的是要跳出传统的宏观调控，在社保收费、税收、资金在方面做一系列的过渡性安排，稳定市场预期，从而激发民间的活力。”陈道富称。

以下为演讲全文：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除了一些外部的冲击外，可能更重要的需要回过来看到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从今年来看，整个宏观经济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背离，宏观数据稳中有变、稳中向好，微观企业中个别企业其实经营数据还可以，但是和微观企业的主观感受出现了比较大的背离，这是三个背离，宏观数据、微观数据和各个微观主体的感受，特别是预期出现了比较大的背离。

今年宏观来看，我自己觉得出现三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

第一是数据上，大家最关注的几个数据，消费、利润，这些指标出现了很大的调整。今年需要关注的是很多微观主体的行为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可以看到微观的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增长增速都很好，但是投资持续下行，制造业投资有所回升，但是整个投资下行压力比较大。

首先利润没带动投资，其次消费行为方面大家也在讨论消费降级，最后政府的行为方面，上半年政府其实有2.2万亿债的额度可以发行，不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消费者行为，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第二是政策方面，今年又出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力下降，今年整个货币从宏观货币调控来看，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但是货币宽松并没有传导到M2，没有传到实体经济。另外，财政的拉动效果也在快速下降，即使是基础设施投资，在财政收入比较好的情况下，拉动效应也比较小。

第三个变化，更需要来看的是金融层面上的事，从大家期望金融目标和金融的现实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层。先从比较大的来看，十九大提出要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提出了七大战略，也开始要去针对历史欠债的问题，也还有其他的要求，金融需要去实现这些要求，去支持高质量的发展，可以有些商业性的金融行为，有些政策性的金融行为，有财政，甚至用货币的方法来实现这些行为。

但是可以看到，高质量的增长纯粹用商业性的行为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很难形成自我循环，财政的力量也不足以支撑这么庞大的转型的过程。这个时候就会对金融体系提出非常巨大的跟传统现有的金融体系相比有一定困难的要求，需要我们金融体系对这个东西做出比较大的结构性的调整。

另外一个，我们今年是做防范金融风险，把它作为三大攻坚战重要的首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金融的现实和我们希望金融体系去实现的方向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偏差，金融体系从它现在的这种行为来看，增量上的资金支持的还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个人行为，这三个部分占整个金融体系现有的信用扩张的80%以上，这仍然是他们认可的信用扩张的主体。

但是我们希望金融体系能够转向特别是制造业或者整个实体经济层面。这就出现了一个偏差，在加强对房地产、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范的情况下，整个信用的扩张速度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另外一个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以后，金融体系仍然是靠三个支柱来支撑信用扩张，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认为西方典型的是资本，通过他的资本、自己的行为来支撑他的信用扩张，但是在中国很大一部分事实上是投入政府的隐性担保，政府信用在后面来支撑金融机构的行为，这个过程是构成现实的三个支撑金融机构行为的力量。

规范发展，想要把政府的信用逐步纳入这种管理，想要把资本和他的行为成为信用扩张真正的支撑力量，也就是真正回到市场的约束上。这个过程就出现了现实和我们想要去实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这种偏差在现实里就会影响到我们金融体系扩张的这种信用提供能力。

所有这些都在今年发生了，怎么样从现实运行到我们希望它运行的过程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这个过渡的过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运行有很多不规范、不合理或者不合意的情况，但是一下子过渡到我们认为合意的情景的时候，它的这种跨度又非常大，这种跨度很大的情况下对政策对市场的预期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现在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是一个危机应对的政策，是一个常态化的宏观调控的政策，还是实现这种过渡过程中的过渡性的政策或者制度安排。

如果是一般性的常态性的宏观调控，我们假设整个宏观结构是不变的，微观主体是按照一定预期在运行的，我只是做一个微调，宏观调控现在是这样的背景，但是明显看到现在不是这个背景，宏观调控的政策，它的作用、效果、传导必然跟我们设想的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现在也没有到危机应对的境况，虽然今年也出现了很多的风险事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演变为全局的系统性风险，所以还不需要用危机应对的手段。现在应该着眼于真正的过渡性的制度性的安排，这种过渡性的安排可能既不是针对未来的完全理想化的场景，也不是完全去迎合现在这种宏观的运行现状，需要两个结合，给经济一个台阶，使得市场能看到整个经济调整的方向。

现在宏观经济里微观主体预期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很多时候收入可能增长、不增长或者增长很慢，但是成本上升很高，而这种成本上升并不完全是由于市场，可能很多跟政策有关系，社保收费的问题，税收的问题，金融风险防范带来的资金成本的问题。

怎么通过社保收费的问题、税收的问题、资金的问题，能够切切实实做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为市场稳定预期、为市场这种合理的调整创造条件，使得这个预期能够稳定下来，微观的行为能够产生必要的活力，宏观调控才能回到它能够发挥作用的过程。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要跳出传统的宏观调控，到过渡性制度安排，再到怎么样来保持和激发民间活力的时候。

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现实运行的，大家认为并不合意的状态，现在绝大部分，在我们中国很多的投资界也好、实业界也好，对中国现在很多的这种行为，都觉得继续持续下去，可能风险非常大，保持现有的运行，可能最后把自己逼到一个绝路去，都需要调整，但是直接到最理想的状态，跨度太高怕摔死。

现在就是过渡转型，是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处在过渡转型的阶段，需要从高山到平地给它设置一个过渡台阶的过程。因为现实跟未来之间的这条路径，老百姓其实并没有在现实过程中清晰地感受到或者有可操作的方案，所以需要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过渡性的台阶来给他提供一个可行的可预期的方向，这时候才能沉下心来真正进行实体经济的运作。

（陈道富：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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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段振阳

（本文原标题：《「财经纵横」陈道富：中国尚未出现系统性风险，无需采用危机应对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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