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人民币存款增速创新低 银行存款去哪儿了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75.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0.7个百分点。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09万亿元，同比少增2729亿元。

梳理近年来的数据可以看出，人民币存款增速正逐步放缓。那么，钱究竟去了哪儿？存款下降是否等于银行没钱可贷？未来这一趋势会否持续？

存款增速再度下滑

今年以来，人民币存款增速持续在9%以下徘徊。今年4月份和5月份，人民币存款增速一度有所加快，达到了8.9%，但到了8月份，存款增速再度回落，跌至8.3%，创下新低。

存款增长乏力，从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也可见一斑。今年二季度，银行业存款增长情况并不乐观，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大行在内，绝大部分存款同比增速维持低位，平均为4.96%。其中，公司类存款在存款中的占比有所提升，活期类存款占比有所下降。

2017年全年，上市银行存款规模分化也较为明显，五大行住户存款余额达到32.14万亿元，占住户存款的比重为49.93%。股份制银行中较为突出的招行，个人存款余额达1.34万亿元。2017年，这6家银行的存款几乎占据了整个银行业的一半。相比之下，部分股份制银行存款增速甚至为负，明显“压力山大”。

有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居民储蓄增速下降幅度较大。从2010年以前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增速降至历史最低。从居民储蓄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来看，这一下降趋势更加明显，2010年至2017年，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5.4%下降至12.7%，下降了一半。

增速下降原因何在

存款增速降低，钱究竟去哪儿了？

存款理财化是存款增速降低的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金融强监管影响下，金融市场流动性波动加大，货币基金等产品拉大了与存款市场收益率的差距，分流了一部分居民存款。尽管近期理财产品收益有所下降，但仍广受投资者欢迎。

近年来，居民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不同形式的理财产品涌现，尤其是“宝宝类”货币基金产品的出现，使得人们投资理财更加便捷，加剧了存款理财化现象。最新数据显示，货币基金规模7月份猛增9000多亿元，重新站上8万亿元大关，达到8.6万亿元。

董希淼指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存款增速下降是因为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收入下滑，进而导致在储蓄率一定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下降，在企业收入、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和定期存款增速下降。

还有专家指出，当前制约存款增速的主要是银行体系信用创造能力下降。银行在发放贷款之后能够派生出新的存款，但在当前去杠杆的形势下，存款派生能力明显不足。

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下降也制约了信用扩张。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去杠杆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趋缓，以及贸易摩擦的发酵，这些都使得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持续走低。银行放贷更为谨慎，对信贷扩张产生了较为明显的约束。

不意味着银行没钱

那么，存款下降是不是意味着银行没钱可贷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将受到影响？

在银行同业业务也受到抑制的情况下，银行的资金来源似乎更加紧张。去年以来，在金融业监管趋严的形势下，银行同业业务明显收缩。2017年，同业业务规模较大的兴业银行加快压缩同业业务，各类非标资产减少约4500亿元。从今年一季度开始，央行将同业存单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考核，进一步强化了同业监管的力度。

董希淼认为，不必对银行存款增速下降过度担忧。例如，部分银行获取低成本存款的能力相对较差，其经营成本会高一些，这就需要将流动性风险管理得更好。“因此不是说存款增速降低，银行就没钱了。”董希淼表示。

短期来看，下半年存款增速下降速度有望放缓。董希淼认为，总的来看，随着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等边际改善，银行加大信贷投入，下一步存款增速下降的趋势或将放缓。

伍戈也表示，随着三季度地方债发行集中放量、货币监管政策逐步调整，信用收缩程度有望边际趋缓。不过，伍戈认为，由于资金供需两端的现实约束犹存，信用大幅扩张仍较为困难，信用由紧趋松的拐点判断为时尚早。

不过，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中，存款增速下降仍需引起重视。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早在今年3月份就呼吁，要防止居民储蓄率过快下降。

易会满建议，要回归资管业务代客理财的本质，打破刚性兑付。他认为，收益与风险是成正比的，刚性兑付扭曲了产品属性和风险收益，以致部分家庭在投资选择时，简单将收益视作唯一比较标准，将资管产品当作无风险或低风险产品配置，从而对储蓄存款形成了过度替代效应。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环境下各种金融行为的规范，还有必要加快推进银行资产证券化进程，完善配套政策，盘活信贷存量，增加资产流动性。

针对银行风险偏好低制约信用扩张的现状，董希淼也认为，未来需要通过加强监管政策引导、增强银行资本补充能力，或是通过监管办法调整、减少银行资产风险消耗等，为“宽信用”创造条件。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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