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增长-消费”循环的不可持续性

袁富华

稳中求进是中国经济逐步达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如果说工业化是一个视增长为一切的阶段，那么城市化更加注重（与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相联系的）稳定和结构变动的效率补偿效应。这是稳中求进的根本所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结合中国经济转型要求，在储蓄、投资和消费这三者的互动关系方面，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第一，疏通家庭储蓄转换的渠道。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现代化高级阶段或者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立较强的抗风险机制，中国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财政收支结构的调整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也正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和现代化新要求。在城市化过程中，以下两个层面的关系，将通过资产多样化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高储蓄率不可避免地向低水平收敛的趋势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保障制度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而且有利于防止储蓄的无效率损耗；与此相对应，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既有利于个人多样化资产投资渠道的畅通，也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保值增值，城市化过程中公共财政与金融市场的良性互动由此建立。

第二，效率补偿与高质量内生发展路径。传统经济理论把消费看作储蓄和投资的抵消项目，这是工业化阶段形成的思维模式，因为积累和增长是工业化的核心。发达城市化的高生活质量，逐渐促使这种传统思维模式转变。事实是，在发达经济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中科教文卫的项目，越来越具有投资的含义，因此是一种有助于未来整体经济效率提高的储蓄转化途径。这种有效率的储蓄转化，是城市化区别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内生动力的培育机制看，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经由消费结构升级而实现的高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囿于低层次消费结构而导致的低层次人力资本的过剩，已经成为抑制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当经济步入城市化阶段，消费主导只有在促进效率的情况下，城市化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国家对教育的支持即相应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具有战略性。因此，中国现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应视为突破工业化时期“增长-消费”循环的不可持续性，建立和培育消费结构升级所蕴含的效率补偿效应。

第三，创新和内生增长的重要性。投资和高质量发展，将由于储蓄耗散的效率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家庭储蓄率耗散所带来的压力有三个：一是未来低储蓄水平下，企业间接融资来源受到限制；二是如果依赖直接融资，这将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提出更高要求；三是为了避免市场融资风险，企业留存收益必须提高，这也为技术进步提出了高要求。创新和内生增长的重要性，由于这些压力变得更加现实和紧迫，通过改革激活微观生产主体的活力，相应成为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

(摘编自8月6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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