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是场“熬战” 比的是谁更有韧劲

自上周末开始，“贸易战”成为全球焦点。打还是不打？和还是不和？应战还是不应战？打要怎么打？和要怎么和？应战应如何应战？全世界的各路精英们纷纷出谋献策，把中美近年来的经济和贸易图标研究了个透。其实，结果无非是，当下，很难有定论。

那我们不妨多找几个角度看问题。

短期——战术上敲诈

3月23日，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美国宣布对价值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针对我们！我们可以愤怒。但且慢。

3月8日，特朗普宣布，由于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一时间，全世界都愤怒了。也不是针对我们？我们似乎可以不要那么愤怒。但且慢。

随后，美国公布了一大批钢铝关税豁免国，迄今，已经没有几个国家还在惩罚名单上了。还是针对我们？

且慢愤怒或不愤怒。既然这项举措令各国与美国本土企业都一脸懵圈，以此为据探寻背后逻辑更有意思。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做“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指的是买者的支付意愿减去买者的实际支付量。简单地说，就是买者卖者都希望从市场活动中获得收益，消费者剩余衡量了买者自己感觉到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更简单的说，你觉得需要付100元买条裙子，结果花了90元，你就会特别开心，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商场往往利用这种心理打折促销，甚至提高原价来使你获得“占便宜”的满足感，从而更愿意掏钱。

美国广泛性挥大棒，提高钢和铝的关税，不具备国家安全的合理性，违反世贸组织多项准则和规定，人尽皆知。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恐怕这就是一场制造“消费者剩余”的“心理战”游戏。正因为不具有合理性，也就是说过去的模式相当合理，已经很难有“打折”的谈判空间，因此骤然间提高原价，制造出“差价”来，让本来没意愿、不屑于谈判的人，坐上谈判桌。

并且搞了个“饥饿营销”。罚的人越多，打击面看似越宽，还价空间就好像越大。先是“极限施压”，然后制造“谁先谈谁先受益”的博弈环境，让部分国家甚至产生“我占了便宜”的满足感。

如此，不但分化了这些国家，同时把规则制定权事实上的转移到了自己手里。

老特一套商业组合拳耍得666啊！

换个领域，不换的是思路。

中期——战术加战略围攻

美国不止是在经贸上升级，可有意识形态上的不兼容啊！

1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放下恐怖主义威胁，将“国家间战略竞争”视为美国家安全重点，认为俄中是主要竞争对手，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部队”。

1月30日，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明确大国竞争才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将中国从“竞争者”提升为“对手”。

最近班农的一句话很热门，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

美国的关切究竟是否在于谁更“政治正确”？

无独有偶，几十年前，布热津斯基也说过一句“热搜体”，冷战结束了，输的是苏联，赢得却不是美国，而是日本。

1985年，美国成为最大债务国，日本成为最大债权国，“日本威胁论”开始高涨。在美国，与以前肯定日本模式论调不同的“敲打日本”论、批判“日本精神”乃至日本文化的“对日修正主义”开始出现。

伴随多轮反倾销、301的打击，里根在1987年签署了战后第一个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法令：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价值3亿美元的存储器征收100%的关税。不仅如此，美国还揪住东芝向前苏联出口精密机床一事，上纲上线，说这和苏联核潜艇制造有关。在充分利用了舆论后，先是重重处罚，“5年内禁止东芝财团所有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后经过磋商，轻轻落下，改为“3年内禁止东芝机械公司的产品入美”。

与此同时，美国称日本“白乘安全车”，不断地要求日本担当大国责任。但当日本在防卫建设上取得进展，“防务摩擦”又产生了。作为二战中的侵略国，日本军事需要日美同盟框架下以美国为借口行事。美国强迫日本停止“自主研发”战斗机，改为“联合”“引进”美国技术、机型。

就这样通过政治军事与经济贸易政策单打、双打、混双打，日本在贸易战中不但妥协退让，而且主动制定限制出口法规，日本不但在贸易上败退、经济上衰退，美国还进入了日本政府管理层面，日美从1990 年代“重新定义日美同盟”，而1990 年代以来，几乎一直是美国在主导日本的改革方案。

战略与战术结合，集中各种资源又拉又打。政治正确不？还是去搞搞清楚政治是什么。

换个对象，不换的是思路。

长期——战略上遏制

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形容为“持续挑战美国国力、影响力和利益、破坏美国安全与繁荣”的“修正主义大国”和“竞争者”。

克里姆林宫反击美国是“帝国主义”。大概他们也对“修正主义”这无比熟悉却突如其来的标签啼笑皆非怒不可遏，谁“修正主义？”我埋进黄土的东西你刨出来当时髦？你才修正主义，你全家都修正主义。

其实也没必要太生气。特朗普难道是个孤案？

奥巴马在上任之初就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以合作开道，以遏制为本。2011年底，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为“亚洲的恃强欺弱者”。美国不断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介入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对台军售，频频联合军演。战略围堵中国之意昭然。在经贸上出台了极具保护主义色彩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而后开始对华频频举起“贸易制裁”大棒，“汇率操纵国”弄得中美剑拔弩张。从未闲着。

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曾经发表过一些强硬的对华政策，且一再强调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重要性。911事件前，小布什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需要，把中国定位为“若即若离的盟友”。而“竞争者”这个身份一直存在。小布什的许多贸易政策直接针对中国，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钢铁业等“特保措施”一大堆，经常指责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频繁对中国发起“337 调查”。还大搞自由贸易区的小圈子，企图排挤中国。

克林顿对中国怎么样？克林顿在大选中获胜后，一再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执政后，发现与中国对抗无助于美国经济，继而改变态度。在贸易上，他将“经济安全”列为其对外政策三大支柱之首, 把外贸视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对外贸易，强调“坚持公平贸易原则”。

虽然各任美国总统都常有个“低开高走”的过程，但不得不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心态由来已久，当中国的实力越强大，美国的忌惮就越深。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及军方在谈及美国面临的挑战时，大多将俄罗斯放在首位，我们一般屈居第二。这几次的报告对中国青眼有加，排名上升，被提及“国家间战略竞争”时都位列榜首。

换个时代，不换的是思路。

由始至终——这是一场“熬战”

有人说，这是一场“贸易战”，而且是一场“新冷战”。

我不同意。

从历任美国总统对华态度与对华贸易政策的嬗变上看，变化轨迹相当明显，过去的分歧与遏制较为偏向意识形态，而现今更为偏向务实的实力竞争。

“冷战”是理想主义的较量，而当前不是，现下流行的，是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竞争。

3月初，特朗普在国内国外上上下下四面围攻下，在新媒体上得意洋洋的说，“贸易战好打又好赢”。不愧是房地产商人出身。

过去特朗普刚刚上台，很多人笑他，我觉得他不可小觑。如今特朗普掀起了惊涛骇浪，有些人又无比膜拜，称他是伟大的战略家，我也不同意。

布热津斯基已经说过，他绝不排斥“政治正确”，正确的“政治正确”非但不妨碍还有助于他的实用主义战略，有助于美国国际地位的保持。要知道，利用“人权外交”进行“讨价还价”，正是当年布热津斯基的“发明创作”。

这一招很老了，即使为了适应新时期加上了许多新的“花絮”，捧杀加棒杀齐飞，政治加经济一色，一边强力要求你担当，一边舆论上广为制造恐慌，台海、南海、亚太、印太，内外部力量循环转化施压。可真有新鲜？

无非是，特朗普嗓门比较大，赌性比较足，提“原价”行为比较狂野而已。

他还是他，他只是他，只是我们的认识不清，而危险的恰恰在于此。无论是过度贬低或者过度褒扬，都不但结论不正确，也根本不应该是对一个政治人物、对一个国家政策评价的正确态度和方式。

倘若如此，我们在战术上就往往被动，认不清对方的招数，总是在误判，“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那样的”。结果只能随他起舞。这或者也是导致特朗普“玩得”越来越大的原因之一。

当然，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战略并不明确。美中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同时也是你争我赶不断较劲。单方面强调其中一方面大概都太simple太naive了。

中美历史很明确告诉我们，美国的政策从来就是整个套系的设计，我们决不能“单兵”作战，或者临时应对。

如果真要比作战争，这是一场将旷日持久，看谁更能“熬”到最后笑出来的“熬战”。

“熬战”比的是谁更有韧劲

美国和中国贸易争端其实代表了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 这种冲突在国际体系结构走向松散时走向政治舞台, 事实上也是两国国家利益从政治走向经贸舞台进行的表演。

关于可能的贸易争端，许多报告已经拿出了从大豆到飞机到汇率到债券的许多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几十年里，贸易战总是将起未起、方兴已尽、却又挥之不去，有其深刻原因。这是一场长期“拉锯”的“熬战”，比的是谁更有韧劲。

因此，短期来看，要认清形势，强化战术反制。1994年，日本首相访美，双方就贸易问题谈成“僵局”，成为一个历史标记。究其原因，当时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正值克林顿面临中期选举，需要在贸易平衡等问题上“拿分”。如今，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正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以及2020年的连任诉求。抓住这个“牛鼻子”至关重要。硬碰硬的“一战”，必然双方都有损伤。总体而言，美国当然还是具有经贸优势。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与美、日都有较大差异，我们所擅长和灵活机动的领域不同，美国“碰硬”的能力固然强，但民间意愿和承受能力却难言强。不妨利用这种时间与心理落差进行战术反击，既然认清了“消费者剩余”的促销策略，就理直气壮拖拖拉拉打打闹闹欲走还留的讨价还价。

中期来看，要坚持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加快结构性改革、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力度、深度、广度。对于美国等一再要求我们“打开市场”“打开国门”的要求，我们应理性对待。中国可谓是对外开放政策下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但目前许多领域确实面对着完全开放市场则可能遭遇安全危机的问题。要清楚认识到，这种症结的形成，大多数不是因为不能开放这个市场，而是我们对市场化的理解、践行不够。比方说金融服务业，过去许多风险，都是在监管根本没有市场化观念，完全依赖计划性的管制思维下造成的市场极度扭曲带来的。一面瞎奉行“自由主义”，一面又拿出安全“保护主义”当盾牌，这种意义下的“不能打开市场”，只会损害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此外，市场化也意味着精细化。比如对于美国等一再指责的强制技术转让，我们常常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反驳美国人吝惜技术等等。其实，禁止强制性技术转让只适用于政府审批，而如果是公司间的协商合同行为，则无可厚非。我们完全可以减弱政府在其间的影响，既让市场化的公司更有机会自行选择，也避免政府行为受到指责。同时，像美国一样，在幕后采取其他方式对本国市场予以支持。要积极进行结构性改革，打开这些死结，找准市场化精神和逻辑，让“市场化”向“高质量”行进。

长期来看，要认清国家竞争力之战是企业、技术、人才的争夺战。贸易战或不战，都只是插曲。国家竞争力之战，是恒久之歌。从美国减税、贸易争端等意图看，均是为了吸引企业、资金回流，把技术、人才留在本土，因为这些，才是国力、国运的基础。美国之所以能够从蛮荒之地到世界老大，长久稳定的吸引人才、激发技术创造力、给予企业充分空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反观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里创造“奇迹”，也绝对与政策对企业、人才的放松、激励有最大关系。当前，中国出现了一批世界著名企业，但总体而言，优秀企业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能够供企业与人才发挥的平台和空间也不是太宽而是太窄。现在的改革不但需要强调“放权”，更要用“建制”来规范权力，让市场更加公开透明，让所有人和企业都有机会施展身手，在公平的机制下获得最大的发展。这才是吸引企业与人才，同时促进技术发展的基石，也将一直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后记

此次“贸易战”，坊间沸腾。这是好事。国家大事人人关心，则有凝聚力。与此同时，许多言论颇为振聋发聩，却不该成为主流。

美国崛起，并非一日之功。中国料也必经曲折。面对中美关系，中国需要制定战略，从长计议。在国内，应防止短视、防止过激、防止极端；在国际上，应坚持立足实际，做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说，应更深入前瞻研究和后备方案；从实践上说，可更多谈判与博弈技巧。

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威”过盛，往往恰好证明这不是个战略家。

宋辽连年苦战，终定下“澶渊之盟”。回头望去，盟约的签订，因双方都损耗殆尽心存忌惮。但当时他们都并不清楚对方情形。所以，能够谈，是好事，要谨慎，但也要明白，双方一定互有牵制才会和谈。找出背后牵制原因，让牵制来得更切中痛点，也许更有助于博弈。

宋终于走到尽头。盟约不是永久的，国家利益才是永久的。宋之亡，不是因为辽太强盛，是因为宋太糜烂。不是因为宋不稳定，而是因为宋安于稳定。

新时代的中国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也不可能是“宋”。但以史为鉴，也能借鉴些兴替的道理，古往今来，莫不相同。找到逻辑，才不至于临阵磨枪。

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句话非常有智慧。竞争才是永恒的。在稳定中求发展，但要在竞争的动态中才能寻求到和睦的稳定。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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