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金融路线⑤改革的下半场

【编者的话】

1980年代末，一本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的论文集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参与写作的“整体改革论者”被批评是“从书本出发”，“脱离实际”、流于“理想化”，因而不可行。但后来，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都走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中。

我们的这组报道《周小川路线》分为5个部分。我们此前简要回顾了周小川的理想化追求与较为务实、温和的改革实践，介绍了他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任上，重塑中国银行业、应对危机、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具体表现。

但正如澎湃新闻记者观察到的，他在名义上完成了多项金融改革，但从效果上看，他的改革作品还差最后一些收官动作。事实上，当金融改革推进到最后几步时，成败不是操盘者周小川能决定的了。和他所学的系统工程一样，周小川的政治遗产，还要取决于中国整个的经济环境。

改革的下半场是问题的暴露。

2012年，全国第四次金融会议提出资本“脱实向虚”问题，要求金融监管加强和改进，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金融自由化的盛大繁荣。影子银行、类金融机构、信托和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创造出了一个非银行的信贷市场，这股有别于以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新力量，其创贷能力呈现出赶超传统银行的趋势。

随着金融牌照的下发，不少机构获得了从事更多的金融业务的资格，大型金融集团如平安、中信、光大等，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等多种牌照的融合；互联网巨头如阿里巴巴、腾讯等整合金融服务，拉开互联网金融大幕；各类理财、基金、投资爆发，跨行业收购强化了资产管理公司的力量……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挑战了现有的分业监管体系，一些逐利的恶性资本围绕着金融空转，风险暗涌。

2011年12月15日，“《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周小川。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2011年，周小川在《财经》年会的讲话中指出：“由于非金融部门往往对复杂金融产品的知识不够，金融业比较容易通过这些复杂金融产品的技术性交易赚取非金融部门的钱。”

他表示：“要防止风险管理与价格发现变成市场过度投机和产生过度波动的借口，需要大致划一个界限。所有这些工作都联系到监管，通过加强监管来限制金融市场中可能发生的不良现象，同时支持金融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金融自由化繁荣时，也是金融风险事件频发时，血本无归的中小投资者在人流不息的大街上嚎啕大哭。

2015年12月，e租宝事件爆发。这家仅成立一年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吸引了90.95万的投资者以每日5亿元以上的成交额创造了约745亿元的总成交量。神话的背后是虚假项目高达95%，e租宝最后被定性为非法集资，P2P行业骗术轰动全国。

“金融脱实若虚的问题，”夏斌说，“不是一个金融监管部门的问题，是同背后整个实体经济和经济转型有关系。”

2016年3月12日，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副行长范一飞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从改革角度看，我觉得第一步的改革完成了。金融体系开始对真正的市场需求做出反应。这几年市场的乱反映了最底层的力量动起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对澎湃新闻表示。“乱之后，第二步是收拾残局，研究乱干背后的逻辑和机制上的不均衡。这一年（2016年）多，其实也是在反思整个合理的风险管理体系。”陈道富说。

中国金融业发展起步后，金融监管架构经历了央行统管、“一行三会”分业监管、“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业刚起步，监管职责全归属人民银行。随后，考虑到央行会出于保护金融机构利益而影响货币政策中立性等问题，证监会、保监会及银监会分别在1992年、1998年和2003年成立，由此形成“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

往后十多年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分业监管体制已无法应对金融自由化后应接不暇的创新。监管空白、重复监管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相继暴露。

关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讨论早已持续了十年之久。其中一个方案被称为“大央行”。央行货币司司长李波曾撰文表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应以有利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为核心目标。他主张将“三会”的审慎监管职能并入央行，同时成立独立的行为监管局，形成“央行+行为监管局”的模式。

有观点认为，“大央行”方案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央行能力的肯定。“加强央行地位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向澎湃新闻表示，“对宏观审慎的管理。全球都在强调逆周期，都是主要央行来管。”

陈道富指出，问题的暴露加大了改革的共识。但此时的改革便不再是纸上谈兵，而会涉及具体的利益调整。“改革内在的利益调整格局直接浮现出来。”

2017年5月，金融监管方案落定。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国务院金稳会”）成立，由国家副总理马凯担任主任。在国务院层面设立的统筹监管机制，被认为有望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和补齐监管短板。国务院金稳会的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像周小川说的，“这些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而在2002年时，央行的作用远没有现在来的重要与受关注。

再一年，根据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保监会将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将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2014年11月24日，北京，中国人民银行。 

周小川在名义上完成了多项金融改革，但从效果上看，他的改革作品还差最后一些收官动作。事实上，当金融改革推进到最后几步时，成败不是操盘者周小川能决定的了。和他所学的系统工程一样，周小川的政治遗产，还要取决于中国整个的经济环境。

周小川上任后的第一场改革是重塑中国银行业。在重组、改制和上市后，中国商业银行盈利翻了数十倍。但随后，在盈利和保增长各种压力下，信贷快速增长，各种数据排列依然支持“货币超发”争议，2008年至2016年，年均16%的M2增速远超11%的GDP增速。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部门负债率高达156%。2016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这样计算，企业负债超过100万亿元，按照4%的利率计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万亿元，相当于2015年全年GDP增长总量。“长期下去会掏空实体经济，提早进入产业空心化的时代。”

“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这是《人民日报》“权威人士”在2016年5月9日的讲话。

“权威人士”还称：“在现实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这对应了2017年3月博鳌论坛上周小川的讲话：“我们已经到了周期的尾部，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政策了，要认真地去考虑什么时候如何离开这种货币宽松的周期。”

同样地，2017年11月，周小川撰文判断中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时，直指宏观层面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作为央行行长必须面对的课题。

2018年3月9日，北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 视觉中国 图

2018年3月9日，70岁的周小川出席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当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时，台下的记者一拥而上，将周小川围住。这次记者会，是周小川最后一次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身份公开亮相。

面对那么多问题，他左右看了看，说：“以后有机会，下回再问。”

周小川转身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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