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大辩论：一个绕不出来的循环

澳大利亚发布最新一版外交政策白皮书已经过去一周有余，但一场围绕该国外交政策走向的大讨论仍未停息，辩论的焦点还是对美、对华关系。

《纽约时报》12月4日发表述评文章称，澳大利亚政府面对一个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激烈争议：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国？如果会，那又有多快呢？而最新这版白皮书给出的答案是：美国仍将是最后的赢家，而澳大利亚也可以继续依赖美国。

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国防研究中心教授休·怀特（Hugh White）一早就对此观点持有异议，他在最新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认为“澳大利亚不需要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结论（白皮书所尽力展现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他的总体观点是，中国已经到来，美国正在退出，而澳大利亚必须“自寻活路”。

屈从华盛顿？保持中立？

这场外交大讨论事实上早在11月23日澳大利亚时隔14年发布外交政策白皮书之前便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

因此，在白皮书发布会现场，现任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借机批驳了前总理基廷（Paul Keating）在对华问题上的看法，他说基廷“完全错误”地批评了澳大利亚加入四边安全对话机制。

11月12日，印美日澳在马尼拉举办的东盟会议期间单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这是10年前日本提出四方联盟的概念后，这几个国家首次举行此类会议。对此，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批评自己国家的对华政策是“缺乏创见的”，并认为澳大利亚参与四方联盟就旨在遏制中国。

前总理基廷一直不乏对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独立性的猛烈抨击，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对于美国的“亦步亦趋”。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问题专家阿兰·杜邦（Alan Dupont）11月25日在加入这场论战时也表示，许多亚洲邻国仍然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就是“屈从于华盛顿的外交政策”，难怪有报道传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不把澳大利亚视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

现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以一份白皮书为契机试图作出反击，他强调“没人在讨论遏制……我们和中国拥有巨大的贸易关系”。但这份以“机遇、安全、力量”为主题的白皮书一面的确强调了中澳关系的重要性，但另一面又对美国脱离亚太地区发出警告，强调澳大利亚将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加强与日本、印度和印尼等国的合作，平衡日益崛起的中国。

在出席日前于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澳大利亚前外长Bob Carr也直言澳大利亚不应该将自身置于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的境地，“澳大利亚是（美印日澳四个国家中）唯一不是中国战略对手的国家，”他告诉《南华早报》说，“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是中立的。”

“（澳大利亚）政府试图安定民心，表示人们不需要在澳洲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澳洲安全合作伙伴美国之间做出选择。”《纽约时报》的最新文章写道，“尽管不受澳大利亚人欢迎的特朗普带来了“美国优先”政策，之前的美国依然存在。政府表示，澳大利亚将通过“更努力地扩大国际影响”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此版白皮书关于“南海地区的竞争正在加剧”的表述也引发了中国方面的不满。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当即表示，当前南海地区形势趋缓趋稳，希望澳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不过，陆慷也承认，如果通读全文的话，澳方发布的白皮书总体是积极评价中国的发展与中澳关系的。次日，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再通过媒体强调，中澳关系仍然积极健康。

不在中美间选择是“自欺欺人”

《纽约时报》4日发表的述评文章称，澳大利亚许多人表示，澳大利亚不应该继续在美国的意图上自欺欺人，是时候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了，其中以休·怀特的观点最明确、最大声。

在一篇27000个单词的文章中，休·怀特明确表示，澳大利亚需要醒过来。“我们都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和决心，也高估了美国的，”曾作为澳大利亚国防部高级官员与美国合作处理敏感情报和军事事务的休·怀特写道，“美国不只是无法继续做主导国，它连大体上的战略角色都无法维持。”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针对政府的白皮书，休·怀特表示澳大利亚的立场不切实际，因为他们对一个在淡出的势力残留了太多的依恋，这股势力无法超越中国的经济增长实力。“这份文本有点伤春悲秋，有种日落的感觉，”他在一个访谈中说道。

报道还罗列了美国试图消除澳大利亚对特朗普上台后的深刻担忧所做的努力，如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4月出访悉尼时曾向澳大利亚商界和政府领导人强调美国作为经济伙伴的重要性；再如正在讨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小哈里·B·哈里斯担任下一任驻澳大利亚大使，这被视为向中国发出的明确信息：美国不会退却。

这背后不乏澳大利亚政策圈内一部分人士对华一直以来的担忧。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问题专家阿兰·杜邦（Alan Dupont）11月25日在研究所网站发表的文章中警告，澳大利亚要防范中国巨大影响力可能给澳大利亚带来的风险。

杜邦提出了所谓的“第三种道路”，即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提出的所谓的“接触和防范”（engage and hedge）。他认为，陆克文没有足够充分地执行这一政策。而新公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以及政府官员的评论显示，特恩布尔政府似乎在执行这种“接触防范”政策。

但按照杜邦的设想，“防范”的部分需要改进，需要澳大利亚加强与其他周边邻国的关系来更好地管控与中国的风险，特别是日本、印度和印尼。不过，这似乎又陷入了“四国联盟”的循环套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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