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罗泉会议 传革命薪火

“罗泉会议”会址（资料图）

◇资中县委党校柳艳春

罗泉镇位于资中、仁寿、威远三县交界地带，距资中县城大约50公里，是中国100个千年古镇之一，其宝贵的革命文化、古老的盐业文化、武术文化、饮食文化以及浓郁的明清建筑特色传承至今。

罗泉镇因辛亥保路运动中著名的“罗泉会议”而载入中国近代史册。罗泉会议旧址原来是福音堂，建于清嘉庆13年（1808年)，坐东向西，是中国古建筑的歇山式屋顶与西方古典式门窗相结合的建筑。

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四川、湖南、湖北、广东4省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决定从民间筹集资金修建铁路。四川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修建成都至武汉的铁路。宣统三年即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将川汉、粤汉铁路的路权，抵押给英、美、德、法四国银行,激起湘、鄂、粤、川人民的反对，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当时四川各地纷纷组织同志会，发动和平请愿，开展罢市、罢课等斗争，但由于领导运动的立宪党人主张“文明争路”，他们抱着光绪的牌位“哭诉”“乞求”，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面对他们这种软弱的乞求，清政府根本无动于衷，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以致保路运动无法进展。

和平请愿不成，只能武装起义，拼死“破约保路”。1911年农历6月，中国同盟会四川分会的哥老会首领在罗泉井福音堂内秘密召开“攒堂大会”，商讨起义相关事宜。会议一致同意将起义时间定为当年农历七月左右,并将当时的“同志会”更名为“同志军”，这是一次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罗泉会议”，也被史学界称为皇帝末日来临的“导火绳会议”。

罗泉会议的召开点燃了四川人民反清的烈火，加速了清王朝统治在四川的灭亡，加快了武装起义的进程，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导。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

四川各路袍哥大爷为什么会选择聚集在罗泉召开这次会议呢？主要源于三位重要人物。一是吴玉章，四川荣县人，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二是龙鸣剑，是吴玉章的荣县老乡，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光绪秀才，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组织四川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三是钟岳灵（时任罗泉团防局团总），虽他是一名清朝官员，但是也偷偷地加入到四川保路运动的队伍中。当时的龙鸣剑在成都任教，受吴玉章的革命思想影响，站在了保路运动的前列。龙鸣剑从成都回荣县老家，经常顺路到罗泉，去学生钟岳灵家中小住。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由于清政府对革命群众的行为查禁严厉，龙鸣剑认为在罗泉召开会议最合适，原因有三：一是罗泉地处三县交界，无人管辖，离清军驻地较远，不易被清军发现；二是罗泉有以钟岳灵、青年进步学生胡范渠为代表的进步群众，革命基础比较牢固；三是罗泉盐业比较发达，来往商贾较多，流动人口比较复杂，不易引起官府的注意，且山高林密，万一遭到袭击撤退方便。罗泉人民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接待了来自四川各地的数百名来客。会议期间，团总钟岳灵派出“看哨”达20里以外，以防清军来袭。

罗泉会议召开后，四川各地的革命斗争迅速展开，吓得清廷慌了手脚，赶忙电谕在武汉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令他带兵入川查办，妄图扑灭革命烈火。端方入川后，大肆虐杀革命人士，给革命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局势下，杀掉端方，瓦解入川清军主力，成为革命党人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务。27日晚，起义鄂军在陈镇藩的领导下，在资中城中戒严，于黎明时分抓住端方，历数其罪状，将其诛杀于资州城内大东街天上宫。端方伏诛，大长了军民的士气，大灭了清王朝的威风。

当年这场在罗泉召开的保路运动会不仅为罗泉赋予了光辉的历史色彩，而且其蕴含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不断激励着罗泉人民走上报效祖国之路。

刘成辉，中共资中特支的创始人之一。1901年，他出生于资中县罗泉镇的一个小贩家庭，1911年，刘成辉就读于罗泉镇南华宫小学，当年保路运动革命者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之后，他四处求学，探寻救国之路。1924年，他在重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曾担任中共涪陵县委书记。

刘成辉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生活不安定,染上了严重肺病,经组织同意，于1928年2月回到资中养病，但他并没有因病痛停止革命工作，与中共党员刘单如等人一道，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处，并研究党组织的筹建问题，1928年秋正式建立了中共资中特别支部。1935年1月，中共资中特支因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被迫停止活动，但刘成辉并没有放弃斗争，先后转移到威远李家沟和仁寿认经小学等地以教书作掩护，坚持在学生和工农中宣传革命道理，播撒革命火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他利用业余时间在罗泉镇川主庙办起了平民夜校，男女老少均可去听课、学习。他以笔墨、口舌为武器，讲台为战场，向学生和广大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他专门为罗泉中心小学写了《校歌》和《校呼》，激发了广大师生和附近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刘成辉终因长期奔忙于革命，加之条件异常艰苦，他的病情恶化，1939年9月病逝于资中。但他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品质和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至今仍铭刻在资中人民的心中。

在罗泉这块热土上，除了有刘成辉这样的爱国之士之外，还有一群出川抗战的英雄，这其中有在党教育、影响下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贫苦农民和盐工；也有弃笔从戎的女学生，1944年11月，罗泉四维中学女五班一次就有11名女生自愿参加革命，献身祖国。每个学生家长都立下了字据，支持儿女的爱国行动。立于场镇城隍庙门前的“抗敌阵亡将士碑”便是罗泉井人民爱国精神的实物见证。这块碑看上去不大，但所承载的精神却是伟大的。

回望历史，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罗泉人民，支撑着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勇立潮头，不惧艰险，不怕牺牲，毅然肩负起救人民于水火，扶民族于危倒的历史责任呢？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心中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责任之心，奋斗之心。他们在探索民族救亡的道路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独特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苦难的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民族沉沦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现在，我们党正带领中国人民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今天，我们重温罗泉会议，回顾历史，就是要在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特殊而伟大的历史时刻，追忆先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以实际行动投身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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