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大儒”段正元

在清末和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威远穹窿山中一介布衣为实现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抱负，在北京设社传授修身治平的儒道思想，大批朝野精英拜师门下。

近年来，我国部分国学专家、教授纷纷撰文称，他是中国现代史上至今鲜为人知的“一代真儒”，阐扬道德真义的“民间大儒”，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孔夫子”。

◇本报记者 熊永志 文/图

站在威远县镇西镇红林村9组山上，山下是穹窿山系中不多见的平川大坝，坝上赭黄色的土地与翠绿的庄稼交错，犹如一帧巨幅风景画。画中，一条源自“大老君山”的小河在坝上山丘间蜿蜒流淌，柔美的曲线组合，呈现出一个巨大的“阴阳鱼”太极图。这里与自贡荣县成佳镇接壤，老地名“堰沟坝”，现人们大多称“师尊故里”。

红林村村文书徐利强说，太极图自然天成，若从另一架山上看，图案更完整。除此而外，堰沟坝四周有5座山，每座山峰形似狮子，狮头都朝向山下的村庄。人们称这一景观为“五狮闹堂”。

进入山下村庄，几幢红砖民居中有一排残破不堪的串架房，房前院坝和残破的屋基上，零乱地堆满了柴禾、石料、瓦砾。这就是“师尊”段正元的故居。

段正元第五代孙段会仙今年63岁，在故居堂屋生活了50多年。她说，先祖故居原为四合院，占地400多平方米，设“坤道房”，“乾道厅”、“讲堂”、“礼堂”、“启圣宫”、“师尊著述室”以及厢房、走廊和4个天井。解放后，院内住了几户人家，近年因房屋严重朽蚀陆续外迁。

推开面积约20平方米的堂屋双扇门，一张摆放有香炉的方桌紧靠正面墙，斑驳的墙上挂着一张身着绣花对襟绸衣、头戴“中”字图案异型帽、慈眉善目的段正元像。

段会仙拿出了一叠用塑料薄膜包裹的书，这都是近年出版的段正元部分著述，陆续由来访的学者和专家及亲属带来。随后，在段会仙新居院坝里，市政协文史委干部毛建威与段氏后裔及村民们，聊起了段正元的生平。

孝子遇高人

段正元（1864—1940），童年入私塾，祖父、父亲相续去世后弃书从事农、商艰难度日。15岁那年因母亲重病外出求医，在前往大老君山途中遇81岁的“游方高人”龙元祖。龙元祖问明段正元原由，然后开了药方，母亲按方服药渐愈，段正元为此立志学医。龙元祖赞赏段正元年少重孝、聪慧悲悯，于是劝说：“医乃大道之绪余，可以医肉身，而不能医性灵；可以医个人之病，而不能医天下万世人之病。而道学主张清静无为，与自然和谐、天下为家……”此后，段正元随龙元祖入峨眉山、青城山学道。

段正元读书诵经善于思考，稍经点拨明心见性。几年后即奉师命下山四方寻师问道，潜心孔子、孟子及儒、释等学说研究。之后又经历20多年磨难坎坷、人间冷暖的体验和感悟，终得“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治齐平、体用合一”之儒道真传，之后陆续应重庆、成都讲堂及性理学院之邀传授儒道文化并著书立说。

段正元40岁时，著成《阴阳正宗》十二卷，但因无钱付梓，只得摘其书中纲要，出版《阴阳正宗略引》一卷。

辛亥前夜进京

1909年为清宣统元年，表面平和的晚清政局实已暗流涌动、岌岌可危，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清政府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四川革命党人佘英、熊克武于广安起义失败；安徽强烈要求清廷收回铜官山矿权；清廷预备立宪；日本为扩大在华利益与清政府签订《间岛协约》；孙中山为推翻清政府赴美国筹款……清朝廷即将完蛋的传闻在民间疯传。

这一年，段正元为实现匡扶人道的理想，怀揣一块银元只身“出山”。1910年春到达北京后，学部左丞乔树楠敬仰段正元的才学而拜师入门，不久又遇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民政部供职的杨献廷。杨献廷仰慕段正元的学识和人品，即成拜门弟子。随后，师徒两人在京设坛阐扬孔学大道，希望天下人博爱、和谐、太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京城人心惶惶，局面一片混乱。段正元觉得难以施展抱负，遂与辞官为民的杨献廷回四川。

第二年春，段正元师徒在成都创办了“人伦道德会”，场馆内供奉孔子牌位，宗旨是弘扬儒学真义。每周六讲解三纲、五伦、八德，倡导伦理、扶持人道。其时正是全国批儒反孔潮流活跃之际，曾有倡导新思想、新文化的学者前往论辩，段正元以民间性为基本原则引经据典、从容驳斥，声名鹊起，听众越来越多，演讲活动持续了123周。其内容由文书现场记录，后编辑成《大成礼拜杂志》、《道德发凡》、《外王刍谈录》等书印发。

布衣教王侯

1914年，袁世凯下令，凡教科书中刊有孙中山、黄兴照片及赞扬之词一律删除；禁止政治结社及加强地方统治；四川、江西爆发农民运动；上海工人陆续罢工；侵华日军竟在山东出示凡妨碍日军行动者，全村尽斩的“斩律5条”……

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段正元携杨献廷等弟子再次赴京，试图通过传播儒家人伦大道、平等互爱的精神拯民于水火，此大义之举很快受到京城朝野名流热捧。1916年，陆军总长（后国务总理）王士珍（台湾学者范纯武据张大千传述，段正元因医治好了王士珍母亲之病而相识）、国会议员陈景南、步兵统领江朝宗、内务总长孙洪伊、警察总监吴炳湘、陆军中将潘印佛等人，因折服段正元“修身治平”的儒道观，均陆续拜师入门。

这年底，“北京道德学社”在北京西单头条胡同成立。社长王士珍，社师段正元。弟子全为军政要人、留日回国学者、儒商名流和部分前清遗老。两任国民政府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黎元洪、曾任代理总统的冯国璋均为学社题联赠匾。之后，又陆续有国民党元老张群、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北京市长秦德纯等政要拜门。自此，段正元开启了近代社会“布衣教王侯”匡扶天下的精彩人生。

段正元强调道德的作用并教导门生：“对国家而言，道德水准高，必呈日月光华、国泰民安之景象；反之，刀兵水火、夭扎疾疫之灾必随之而来。对个人而言，厚德所以载福，和气则能致祥。反之，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有道则昌，无道则亡。这是天道与人事的自然规律。”

朴素而深邃的道德论，契合了大众于乱世中渴求太平的愿望，道德学社声名远扬，引起全国联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西安、成都、重庆、杭州、湖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成立分社97所，17万多人执弟子礼。

1918年冬，段正元在“开说大法”典礼上，被奉“师尊”称号。

道德学社宗旨

道德学社开办初期，核心成员曾为经费来源担忧。有人提议找政府有关部门资助，或为段正元谋一政府顾问职。段正元对此坚决反对并说：“我学道之初，曾对天对师发誓，凡做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等一切道德事业，不用公家钱，不受国家名位，纯以师儒身份，尽匹夫有责之义务。” 从此，学社所有开支全由弟子自由乐捐。

1928年以后，因否定传统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不可逆转潮流，道德学社的活动深受影响。为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挽救人心，社员们捐钱出力，于1933年冬创办《中和日报》，每日两版。内容围绕内圣外正、修齐治平、身心性命等儒家道德学说登载文章，以校正偏激的“全盘西化”时风。

段正元盛赞中华传统道德是积极而非消极，文明而非腐败，平等而非阶级，自由而非束缚，健全而非贫弱，极乐而非苦恼，圆满而非缺陷……他将当时西方物质文明和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相比较，认为二者若能相辅相成，全球将成为各国平等、互助友爱的美好世界。

段正元倡导平等互爱也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同，陆续有美国、德国、挪威、朝鲜等大批学者和传教士前来拜见。其中，德国使馆工作人员卫礼贤拜门后，获允翻译段正元部分论著，译名《中国心灵》在德国出版。之后，卫礼贤还引荐了“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英国学者，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罗素”与段正元会谈。

政要寻治国良策

在军阀割据、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艰难时期，段正元以拯民于水火的民族大义感为之奔走呼号，试图以儒学道义实现德治天下的夙愿，得到了军政精英及爱好和平的人士拥戴，也在政府顶层产生了影响。

1924年，手握重兵、正在崛起的吴佩孚以“中国最强者”名号，成为首次亮相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发文称吴佩孚“比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而此时的吴佩孚却请段正元至洛阳官邸，问其统一大计，段正元回答：“当今之世，必行王道救民。以仁心行仁政、天下归心……”

1930年，湖南省主席何键为实施地方循良之治，恳请段正元赴长沙。段正元支招：“正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而就在这一年，时任国民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大围剿，均以失败告终。苦于无策的蒋介石两天3次会见段正元，问及安邦定国之计，段正元进言“谦让和平”，希望蒋介石以德治国、消除内战，让国民远离战争之灾。蒋介石当面点头赞同，但未立即实行。

祈祷世界和平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国际局势日趋紧张。1934年上海慈善界、商界、宗教界为此联合三十余国名流，发起了一场“阐扬孔子大同真义，祈祷世界和平大会”活动。

《上海市民报》报道称，自沪上名流王一亭等83人成立世界和平大会筹备委员会以来，世界名流踊跃参加，外埠各省纷纷响应，该会以世界和平国际正义为目的，根据孔子大同真义，确定世界和平根本方案，由师尊段正元讲经说法，集合群策群力，以期世界归于大同……

大会宣言称：“……中国人民，饱受先哲教诲，酷爱和平，深恶战争，昔日干戈相见，已无上残酷，于今枪炮相邻，尤令人目不忍睹……谁想置身锋刃，争一时之意气？……各国准备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矣。战机方启，万一防备稍缓，则世界文化将全为毁灭。和平者无人之所欲也，人若不知互助精神为何物，则与禽兽无异。人吾同胞，物吾同与。孔圣大同主义，已包涵万象；诚欲和平，阐扬孔子主义刻不容缓……”

此时的段正元明确指出：“无论共和或专制，需道天下以德，齐天下以礼，方可平治天下。而欲解除中国在国际上的不平等束缚，并解除世界战争危险，惟有实行中国儒学的大同主义，别无它法。”他认为，“纯以道德仁义统一全球，协合万邦，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将人人尊亲、同享大道之福。”

“七七事变”前退隐

1937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的对峙已是剑拔弩张，因道德学社内有相当一部分留学日本的政要和军人，其中不少人追随亲日的汪精卫，作为师尊的段正元不愿卷入那些复杂的关系中，于1937年7月7日在《中和日报》上发表了退隐声明。当夜，卢沟桥事变。此后，段正元隐居万寿山谐趣园，从此不穿绸衣而身着布衣，或游历或著书。

日军攻陷平津后，大批难民涌入京城，道德学社遂将办报经费移用到创办收容所、经学讲习所、妇女挑花工作所，仍在所中讲习儒家经典。

1940年1月，“以一介布衣，未忘国忧，尽其所能为国排难，为民解忧，为天下谋……”年届76岁的段正元对弟子留下最后遗言：“万事不足以解我之忧，唯世界永久和平可解矣。” 段正元逝世后葬于北京海淀善缘桥。弟子们将其演讲汇编成《师德全书》出版。全书共60卷，约360万字。

布衣大儒后事

在威远县镇西镇段正元故居后山竹林中有一座墓，石碑上刻金光裕之名。他曾任段正元故里“堰沟坝道德学社”负责人。

村民们说，段正元去世后，其弟子江中如中将时任国民政府重庆行辕总务主任，为感激师尊的生前教诲，专程前往红林村拜谒并出资为段正元建纪念性建筑，项目建设由金光裕具体操办。1947年，江中如中将再次前往，所建的亭阁、题刻已完成，还绘制了进一步打造的《堰沟坝形势图》……解放后，分布全国的道德学社被认为是“会道门”而解散。

年近80岁的段云是段正元幺女，现住天津，曾当兵、从教，退休后两次回红林村寻根。她在《我的父亲段正元》中有如下记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父亲位于海淀的陵园被捣毁，华表被推翻，墓碑被砸碎……金光裕老人也在那充满斗争哲学的年代死于非命……”

现在，段正元故居后山上的亭阁已杳无踪影，但植下的几棵松树幸存。而在距故居约500米（自贡地界）的小河边，“师尊故里”四个苍劲的阴刻大字还完好地保留在岩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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