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者的下一步

——内江市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调查

作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后来者”，内江实践的价值在于，他没有在确权颁证这一环节止步，而是一鼓作气，更进一步，在“确权”和“获利”之间搭建一座桥，为农村产权的成功“变现”找到了一条道路。 ——题记

□本报记者 梁现瑞 陈岩 周海波

“中国无花果之乡”——12月9日，记者从成都出发，沿成自泸赤高速一路向前，进入威远的地界，一张硕大的广告牌宣告着这个以钢铁著称的丘陵大县的新定位。

支撑这块牌子的，是全县1.2万亩无花果园。而一年前，威远县无花果种植面积还不到6000亩，却已是历经十年发展。

短短一年间，从6000亩到1.2万亩，威远无花果种植面积为啥增长这么快？

市场拉车，政府推车，农民坐车，“三方联动”，土地轮子“转”起来

“农业BOT。”在威远县调查的第二天，我们得到答案。

什么是农业BOT？威远县委书记曾云忠这样描述：农民通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将土地流转给工商企业，后者对土地进行整理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业经营，五年期满后，企业将土地连同农作物无偿移交给农民，在此过程中，农民可为基地代收代管，打工赚钱。

BOT模式起源于英国航海业，公司投入资金建设灯塔，向过往船舶收费，期满后移交给政府。从航海业到农业，从英国到中国，这一模式在历经300多年后，辗转来到四川一个乡村扎下根。

以新店镇石坪村为例，当地农民以每亩每年500元的租金，将土地集中流转给金四方果业有限公司，用于建设无花果基地，五年期满后，公司将果园无偿交还农民经营。

在此期间，农民可以在果园打工挣钱，或者返租公司的果园种菜，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关系中，石坪村的土地从抽象、空洞的“权”的“此岸”，抵达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益的“彼岸”，实现了权与利的“胜利会师”。

村民徐跃贵租给公司3亩地，年租金1500元；给公司管护90多亩果园，年薪3万元；返租100亩土地种菜，扣除每亩每年50元的租金，一年能赚两万多，三项加起来，一家人年纯收入超过6万元。“企业拉车，政府推车，农民坐车。”内江市统筹委副主任兰徐这样形容。

在他看来，三者缺一不可，没有农民的参与，没有企业的带动，没有政府在关键时段推一把，土地流转这架马车的轮子就转不动。关于这个问题，石坪村党支部书记兰发奎印象很深。10年前，当地就开始零星种植无花果，但规模迟迟上不去。

兰发奎说，尽管以前没有精确地搞确权颁证，但土地、山林、宅基地，都是有“本本”的，也没有政策障碍，可最终还是“转”不起来，偶尔有企业来流转土地，农民不愿意，村干部去做工作，还要挨骂。

背后原因很多，核心问题却只两个：靠土地养活的人太多；搞传统农业不赚钱。

经过几年发展，如今，相当一部分人都从农村转移出去，阻碍土地流转的“第一块石头”被搬掉了，而要彻底搬掉第二块，单靠农民、企业、政府，都不行。

金四方果业总经理游勇算了一笔账：以1000亩为单位，5年中，基础设施、养护、果苗等投入上千万元，尤其是前三年，果园没有进入盛产期，完全是净投入，实力小的公司根本撑不过去，这吓退了很多企业。

为解决这一问题，内江市在项目中加上政府补助的环节，前三年，政府分别按照100%、80%和60%的比例给予公司租金补贴。在此背景下，金四方果业勇敢上阵。

不仅建基地，公司还开展深加工，生产果干、果茶、果脯等，形成了产业链，年产值2000万元。以一万亩来算，三年中，政府补贴给企业的土地租金是1200万元，但却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年增收近千元。

就这样，政府“推”，企业“拉”，农民以土地权利买票“坐车”，“三方联动”，既明确分工，又相互配合，成功将土地流转这驾马车推动起来。

承包土地股权化、集体资产股份化、农村资源资本化，“三化”联动，“本本”变本钱，沉睡的资产“醒”过来

刚刚度过60岁生日的内江市中区尚腾新村村民李学云，突然关注起家门口破败的池塘。

让李学云感兴趣的是这口塘背后所发生的变化。在今年推行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这口塘确权以后，被以每亩5000元的价格折算成资产，再按每股1000元的标准，折合成股份，纳入“尚腾新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不只是这口塘，全村山坪塘、集体建设用地、商铺、闲置房屋，以及道路、广场等全部集体资产和建设用地，都被作价入股，变成近1.5万股集体股份。

这些股份再平均分给所有在籍的村民，总共2765人，人均可以分到5.5股。李学云家9口人，可以分得49.5股。

事情还没有结束。在组建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的同时，当地又引进重庆林盛公司，合伙组建新企业，统一经营管理，发展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业。

新公司中，尚腾新村以集体资产和建设用地入股，林盛公司以现金和固定资产入股，双方出资分成均按四六开。

由此，原本沉睡的资产，通过确权、颁证、作价、入股、流转、经营和分红等一系列复杂而艰难的环节，被彻底激活，实现了从“本本”到“本钱”、资源到资本的“华丽转身”。

假设2014年，新公司能够盈利1000万元，那么，尚腾新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就可以分得400万元，每股可分得262元。具体到李学云家，就可以分得近1.3万元。即便盈利只有上述数字的十分之一，他们也将有1000多元的收入，这在当地，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在这之前，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万元，其中，财产性收入不到0.8%，也就是说不到80元。“买条香烟都不够。”李学云说，他最盼的就是新公司能够尽快赢利。

村民笑脸的背后，当地干部感慨万端。“相当于一次看不见的长征。”亲身经历了这一全过程的内江市中区区委书记官健说，确权颁证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要把这些“本本”变为“本钱”，过程异常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功亏一篑。

内江市委书记彭宇行说，搞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真正把农民的财产权益用活，变成发展的“本钱”，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创新。

自愿、自主、自治，党委政府加强引导，变“代民做主”为“由民做主”，改革之路“吵”出来

一家9口人，4亩地；一家两口人，3亩地。一个“人多地少”，一个“人少地多”，两个极端的案例，都让尚腾新村给遇到了。

现在村里要成立土地合作社，首先面临的是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全村新增540多户籍人口“有人无地”。

完全按确权的承包土地配股吧，“有人无地”、“人多地少”的家庭要闹；完全按户籍人口配股吧，“人少地多”的家庭要闹。尚腾新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在这样七嘴八舌的吵闹声中拉开序幕。

李学云一家9口人，只有4亩地，有五个人是二轮土地承包后出生或迁入的，如果按照土地亩数进行配股，他们就只能得到四股，“亏大了”。因此，老李坚决不干。

另一个案例的主角叫黄用宽，尚腾新村二组村民，家里两个人，有三亩地，如果按户籍人口来配股，他们只有两人能享受，也亏大了。

类似的情况还多，两方僵持不下，争吵、谩骂、甚至动粗都成为必然。但是在村支书潘俊良看来，吵不怕、骂不怕、甚至打也不怕，怕的是没人吵，或者吵到半途甩手走了。“为啥不政府直接快刀斩乱麻。”有人给出解决的办法。对此，内江市决策层断然不考虑。市委副书记、市统筹委主任任晓春说，自产权制度改革启动之日起，就要求工作中要坚持老百姓自愿、自主、自治，党委政府只能起引导作用。在内江，“三自一引”已经成为一种基层治理机制，不仅是产权改革，连征地拆迁、棚户区改造也用上了。

简单来说，就是把老百姓的事情交给他们自己去做主。村组民主选举，成立议事会、监事会。政府退出“前台”，没有政府主宰，而是村民自己治理，哪怕是磕磕碰碰的自治。“不记得开过好多次会。”潘俊良说，改革过程中，先是开小组议事会，然后是村民大会，有时候需要来来回回的折腾，一天开几次会。

好在，问题的解决之道，也在这样的会议中吵出来。为了解决“有人无地”的问题，村民们想出办法，在按照土地配股的同时，增加人头股。如此，李学云家就可以由4股变成13股。扩股成功，虽然每股的含金量下降了，但是总体下来，还是划算的。“人少地多”的家庭又怎么办？比如黄用宽，当地的解决办法是，他多出的土地不用调整出来，继续参与入股分红，这样一来，他的土地股和人头股相加，就有了5股，纵向比较，还是有提高。

到头来，两种情况都得到了照顾，妥协就达成了。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这个方案，截至目前，全村还有10多户村民不愿意加入，六组的邹志云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几种方案都不满意。对于这个群体，当地镇村干部也乐见其成，并没有强求。毕竟，全村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临近新年，潘俊良的嗓子还没有好。对于一次次无休止的吵闹，他说，这是2013年留给他的一份特殊礼物。

记者手记

为改革寻路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世间从来不缺宏大的理想，也不缺少勇敢的第一步，而珍稀的恰恰是那些从起点到终点的坚持。

当前，农村改革目标已经明确，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为这个目标寻找一条抵达之路。横亘在前方的，是既有的制度框架和利益关系，林林总总，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碰得头破血流，甚至功亏一篑。在此背景下，为改革寻路、探路，需要更多的勇气、坚韧和信心。

内江一直在奋勇向前，无论是农业BOT，还是 “三化联动”、“三自一引”，道路都不笔直宽敞，甚至迂回曲折，或许也不见得适合全面推广，但他们成功为农民增加了收入，保护了农民的权益。

改革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和创新，改革也需要坚持，需要毅力和执著。无论如何，为改革寻路，注定充满艰辛，但这也正是改革的伟大所在。

仅仅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该为内江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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