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培伦大将军

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中，有一座衣冠冢，四周镌石上有杨庶堪撰文、但懋辛用隶书书写的《喻大将军墓表》。这位喻大将军就是四川内江人喻培伦，他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世界恶少年”的呼喊

1886年3月(清光绪十二年正月)，喻培伦诞生在内江县(今内江市)文英街一个商人家庭。

喻培伦5岁发蒙，他禀赋聪颖，爱钻研，但从小不喜欢束缚思想的“帖括”之学，厌恶死记硬背和八股文章。l2岁之前，喻培伦是在家乡内江度过的。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喻培伦l3岁，被父亲送到资中求学。老师魏楚珊是一位博学的教师，他把书讲得生动活泼，经常用我国历史上爱国英雄的事迹教育学生，鼓励学生“读经世书，练干济才”。此外，魏老师还请求私塾主人购买了很多在日本出版的留学生办的进步书刊，要学生阅读，并加以辅导，启发学生关心天下大事，做一个有用的人。

喻培伦在资中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的关键阶段。早在1897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渝报》，对人们广泛宣传改良主张。次年，宋育仁等又在成都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主张。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为闭塞的四川吹入了一缕新鲜空气。喻培伦时常阅读新书时报，开阔了眼界，受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

因国家积弱、民族危亡、人民多难，喻培伦愤世嫉俗，在许多场合常发出“不平”的呼喊。他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章，署名“世界恶少年”，表示对现状强烈不满，决心向旧世界挑战。在爱国潮流的推动下，喻培伦如饥似渴地阅读留日学生编译的书报，了解日本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成为强国的历史，从而萌发了进行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思想。

追求“科学救国”“实业救国”

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喻培伦感到无比忧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是喻培伦日夜思索的大问题。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喻培伦也产生了去日本留学的想法。他认为，只有科学和实业才能救中国。在追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喻培伦逐渐成熟。

1905年10月的一天，19岁的喻培伦与年仅l6岁的弟弟喻培棣，踏上了远赴东瀛之路。在汉口候船期间，喻培伦带着弟弟上岸游览，不知不觉走进了英租界。英国雇佣的印度巡捕对喻氏兄弟进行谩骂和驱赶。喻培伦当即质问巡捕：“我中国之地，何拒中国人游？！”蛮横无理的印度巡捕冲向喻培伦，举手就打。双方扭在一起，喻培伦终因体弱，被印度巡捕推下江堤，差点滚入浩荡的长江。这件事对喻培伦兄弟二人刺激很大，他俩第一次亲身感觉到半殖民地人民的屈辱地位。喻培伦心中极端痛苦，后来每忆此事，他悲愤万分，认为“这比挖了我祖坟还伤心。”为此，“革命之志愈决”。

1905年12月，喻培伦兄弟抵达日本东京，从此开始了异国生活。喻培伦先入东京警监学校，1906年5月考入经纬学校，l907年初改入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专攻化学及摄影术。对于喻培伦来说，改换学校，是为了尽快学到一门专业技术，用科学来振兴贫弱的祖国。

在喻培伦到达日本之前的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了中国同盟会。而初到日本的喻培伦，一时尚未与同盟会发生直接联系，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纲领也不了解。他当时天真地认为：只有认真读书，钻研科学，把工业搞上去，中国才能富强，振兴故乡实业才有希望。

振兴实业以救国的理想和雄心，促使喻培伦日夜钻研，废寝忘食地学习物理、化学、工业分析、外语等课程；同时到大阪、神户、东京、横滨等地的日本工厂去参观考察，对制搪瓷、机制白糖、蚕桑生产等实业广泛研究。通过考察研究，提出了一个个具体方案。

喻培伦在考察中发现，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危害极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已达到惊人的地步。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喻培伦雄心勃勃地想把制搪瓷技术学到手。他借助于日本老师的帮助和清朝驻日公使提供的方便，参观考察了“大阪珐琅烧会社”“和田珐琅烧工场”等地；自费买了许多试验器械和药品，在住地反复试验，又通过巧妙方式，破解日本厂封保密的关键技术难题，终于把制搪瓷的关键技术学到手。然后，他写信向父亲提出了在家乡兴建搪瓷工厂的建议。

虽然喻培伦苦心筹划，希望家乡发展搪瓷业，但当时国内经济不振，糖业衰退，家境日难。父亲不仅不能为他筹集办厂经费，反而催促他早日回故乡教书，以清偿家中债务。喻培伦正醉心于实业考察，哪能听从父亲的劝告，仍然继续坚持考察实业。

从l908年2月起，喻培伦在大阪化学研究所先学定量分析，然后又学习工业分析中的砂糖科。他在家书中说：“每日晨八时至晚五时，尽自试验。”他写信回家索要内江所产白糖、黄砂糖、水糖、原糖等品种，与日本糖相比较，细心研究，以探求“如何改良”。

他考察了大阪精糖会社后发现，由于内江生产方法落后，白糖色泽淡黄，比不上日本机制白糖色泽雪白。他迫切希望在家乡建立机制糖厂，改进传统的手工制糖法为大机器生产，以提高糖的产量和质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他又给家中写信，谈到机制白糖的机械购买并建议建立机制糖厂等问题。他满怀信心，希望家乡各县能够“同声共起”，“共同购机制糖”。他还计划亲自去台湾考察。但这一切，依然因资金缺乏等原因未能付诸实现。

1908年10月，喻培伦又向父亲提出了在四川开办机器缫丝厂，并向家乡人民介绍日本养蚕、取丝的科学方法。

喻培伦兴办蚕丝业的计划是具体的，从建立组织、筹集股金、雇佣劳力都有设想，完全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喻培伦发展民族经济、富强国家的愿望和信心，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心声。

1909年，喻培伦同吴玉章等革命党人，在日本竭力筹备在自贡设立川流电气公司。亦由于筹资困难，设想终未实现。

喻培伦计划在家乡兴办搪瓷工厂、机械制糖厂、机器缫丝厂、川流电气公司等实业项目没有成功，但他并没有灰心，加入同盟会后，他把兴办工厂的计划与革命事业联系了起来。1910年，喻培伦经多次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安全无毒火柴后，在成都创办了著名的星火火柴厂，这也为革命制造炸药解决了原料问题。

■刘章霖

他是炸弹大王，是暗杀勇士，就义时，年仅25岁。他就是四川内江人、革命英烈喻培伦。1912年2月，孙中山组建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以表彰他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人物

评价

喻培伦烈士以他的革命实践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喻培伦及其他烈士们的牺牲，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他们的革命精神，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为辛亥革命吹响了威武雄壮的前奏曲。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肯定喻培伦的烈士精神：“气振风雷、三日血战、虏胆为摧。”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追赠喻培伦烈士为大将军，在他的家乡四川内江城内建立了喻大将军祠。革命前辈、喻培伦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吴玉章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曾赞扬喻培伦“不愧是流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本版由本报与省政协文史学习委联办

加入同盟会 誉为“炸弹大王”

1908年3月，喻培伦接弟喻培棣电告，将去云南参加同盟会领导的河口起义。他立即携款赴东京，鼎力支持喻培棣的行动，且为之壮行。在东京，喻培伦结识了吴玉章等同盟会员和许多革命青年，在吴玉章的引荐下，住进了《四川》杂志社内。

在了解到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后，喻培伦心中豁然开朗，懂得了只有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才能兴科学、创实业、办工厂，以振兴贫弱的祖国。他毅然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积极投入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从此，成为反清革命的志士。

中国同盟会在1907年到l908年领导武装反清起义的同时，也进行了频繁的暗杀活动。同盟会东京总部特地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喻培伦加入同盟会时，暗杀活动风行。他于l908年暑假“入大森体育学校速成军事班”，这个速成军事班是专门为革命造就军事人才而秘密设置的。在军事班学习期间，喻培伦掌握了许多暗杀活动的手段。

为了革命需要，喻培伦放弃了在大阪化学研究所的学习和研究，于l908年9月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药科专业学习，潜心研究化学，目的是研制烈性炸药，以备从事暗杀活动之用。制造炸弹最主要的原料是白色炸药，又称“银药”。为了掌握技术，喻培伦与吴永柯、黄复生等革命党人，租了一间房屋，专门试验炸药，准备制造炸弹。在一次试验炸药的过程中，不慎药瓶炸裂，喻培伦身受重伤，左手废三指，休学一年。

1908年底，喻培伦不顾手残体弱，与黄复生、方君瑛、黎仲实等人从日本赶赴香港。他们在九龙海湾僻静处和一个农场反复进行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安全炸药。试用了电流发火、化学发火、钟表发火等方法，效果都很好，革命党人都为之欢欣鼓舞。然而，喻培伦并不以此为满足。l909年2月，他从香港回到日本东京，结识了精通炸药术的日本人藤泽。他虚心向藤泽请教，获得了英、德、日等国制造炸药的秘方，朝夕研究，废寝忘食。

在试验安全炸药的进程中，需要购买许多原料和用具。当时，同盟会的经费十分困难，喻培伦家中又因糖业衰退，生意萧条，家业破产，无力接济。为使研究工作继续下去，喻培伦只得典当衣服以购药料，当没有东西可典当时，便将官费留学证作为抵押品。为了妥善收藏炸药，他发明了一种既精密又安全的储存法。由于他改进了发火机关，又从朝鲜特产麻糖中得到启发，并在藤泽的帮助下，把炸药的外形做得与朝鲜的特产麻糖相似。这样，既不会自然爆炸，又便于携带，也不容易被检查时发现。

喻培伦以刻苦钻研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造出了一种既安全又威力强大的炸弹。因此，他被革命党人誉为“炸弹大王”，称他造炸弹的方法为“喻氏法”。这就是“炸弹大王”的来历。

革命活动中的猛士

1909年夏天，喻培伦从日本回国，投入了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先后参与了在汉口谋刺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和在北京谋刺载洵、载涛两大臣及摄政王载沣的暗杀活动。

7月，为刺杀端方，同盟会派喻培伦、黄复生、但懋辛、陈璧君、曹钟树等星夜潜赴汉口。喻培伦到汉口北面的刘家庙车站附近安排，确定了安放炸弹、藏人、拉引火线的地方，并将周密的计划绘成详图送到日本东京。吴玉章等革命党人研究了喻培伦等的谋炸行动方案，认为可行，便立即派人把准备好的炸弹、器材送到汉口。喻培伦抓紧时间装制好了炸弹，等待端方途经汉口时将他炸死。但是，狡猾的端方改变了北上路线。喻培伦等暗杀计划未成，只得返回日本。

1909年初秋，同盟会在东京研究决定，集中力量去北京谋炸清政府的满族亲贵。根据会议决定，派黄复生先于9月回国，到北京筹备暗杀机关。12月，喻培伦等将炸药及制造炸弹的机械藏在照相器材中从日本安全运到北京。由于喻培伦精通摄影术，他们便在北京的琉璃厂开设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以此作掩护，进行暗杀的准备工作。随后，汪精卫、陈璧君、黎仲实、但懋辛等人也来到北京，协助喻培伦、黄复生工作。

最初喻培伦等“谋炸清庆亲王奕勖，以护卫严不能得”。接着，他们欲谋炸考察海军大臣载洵、考察陆军大臣载涛，亦未成功。最后，喻培伦等商议，决定全力以赴，谋炸当时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

载沣是宣统皇帝的父亲，1908年任摄政王，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当时，摄政王府在什刹海的西北，府门外不远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石桥，附近有一石坑。喻培伦和黄复生等几次到摄政王府周围察看地形，发现石桥下正好埋炸弹，石坑正好藏人，水沟便于安设拉火电线。只要布置妥当，当摄政王载沣过桥时，利用电流发火引炸，成功的把握性是很大的。

喻培伦唯恐炸弹太小，威力不大，他千方百计，在鸿太永铁工厂找到一个西瓜般大小的铸铁罐，在厂里制成外壳，配上螺丝，带回来后小心装上炸药，终于制成了一颗地雷似的大型烈性炸弹。

1910年4月的一个夜晚，喻培伦和黄复生等携带着特制炸弹和导线等器材来到石桥下。他们先把炸弹安好，然后安设电线，却发现事前目测的距离不够准确，电线短了几尺。他俩正准备收拾起来，重新安置时，摄政王府大门忽然开了，有人打着灯笼出来。怕被人发现，喻培伦等顾不上取走炸弹，匆匆撤回照相馆。

第二天晚上，喻、黄等再到桥下查看，发现炸弹已被人取走。喻培伦等分析了情况：如果是官府发现并取走炸弹，一定会满城风雨；如果是一般人拿走，可能会无声无息。他们等待了几天，并无动静。喻培伦看到暗杀任务并未完成，心急如焚。他与黄复生、汪精卫、陈璧君、黎仲实等人商议，决定由喻培伦和陈璧君回日本找吴玉章取炸药，以图再举；黄复生和汪精卫等仍留在北京，继续作谋炸的准备工作。

喻培伦、陈璧君绕道沈阳抵达日本，找到吴玉章时，报上披露了黄复生、汪精卫等在北京被捕的消息。原来，清朝官府发现炸弹后，没有立即声张，而是找外国专家鉴定。经专家们检查后认为：这种炸弹威力很大，技术高超，决非中国境内制造；但其外壳较大，又粗糙，而且上有螺纹，必是就近加工的。于是，清政府派人根据外壳的线索，找到了鸿太永铁工厂。从那里知道了外壳是“守真照相馆”的人来加工而成的。最后，敌人逮捕了黄复生和照相馆的人员，把同盟会设在守真照相馆的秘密联络点全部破坏。接着，又利用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带路，将汪精卫逮捕。

喻培伦因谋炸载沣事件，身份暴露，清政府下令通缉他，驻日清使馆停止了他的官费。从此，他不能再回日本千叶医学校学习，亡命香港，化名尤国楠(忧国难的谐音)、王光明(望光明的谐音)，以制洋烛、牙粉及开业行医维持生活。他在九龙设立机关，一面积极营救黄复生等出狱，一面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以寡敌众的广州起义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一一失败，特别是l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中产生了沮丧情绪。许多人对革命前途担忧，有的甚至对革命丧失了信心。但是，孙中山先生却看到了革命的良好形势。

为了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1月13日在南洋的庇能(即槟榔屿)召开了重要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决定聚集十多省的革命党人，与清朝反动统治者决一死战。

会后分头进行准备工作。孙中山去美洲活动，负责筹款和购买军械。设统筹部总揽一切，由黄兴任部长，并在广州设秘密据点。为了筹备军火，统筹储备课的人员及吴玉章、喻培棣、王子骞等分别在日本、南洋等地购置枪支弹药，经香港秘密运到广州以供起义之用。特别组织了500人(后来发展为800人)的“先锋队”(敢死队)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先锋队”队员陆续到香港集中，在广州设立的秘密联络据点已有38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基本联络就绪。革命党人为即将来临的战斗厉兵秣马，跃跃欲试。

1911年1月，喻培伦接到黄兴约请他参加起义的通知，委托他负责制造炸弹，供应起义之用。喻培伦接受任务后，不顾身残体弱，夜以继日地赶制炸弹。个把月工夫，总计做了半磅、一磅、两磅重的炸弹300多颗，分批偷运至吴公馆储藏。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开会，决定农历3月15日(公历4月13日)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分十路袭取广州城。革命党人在香港召开会议的同一天，同盟会员华侨工人温生才在广州单独行动，枪杀了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也在这一天，革命党人吴镜运炸药被捕。于是，广州军警四处巡逻搜查，几处秘密据点被破获。而美洲的筹款和日本军火也未送到。香港统筹部决定推迟起义日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赴广州，他与一些起义骨干商议后，决定于农历3月29日(公历4月27日)起义。

不料，香港头发公司职员、新发展的同盟会员陈镜波叛变告密。清政府在广州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紧张而又危险的局势，使统筹部内部产生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要求起义延期，一部分同志却反对改期，黄兴在农历3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反复研究。喻培伦坚决反对再改期。他说：

“党人兴师者屡，迄无所验，今以数月之力，召集全国党人，耗财数十万，不一决死命，遽然中止，海外出币者，或疑党人为诈财，其将何辞以自解？且举义诚知必死，然死国，义也，吾人不肯死，谁肯死者？国事将不可挽矣!”

喻培伦语意悲愤，众人为之动容。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他已抱定为国献身的决心。他还表示：“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

经过反复激烈的辩论，黄兴决定实行“以寡敌众的广州起义”，日期仍按原计划农历3月29日不变。

为起义献身

喻培棣这时由日本运送军火到了广州，要求同哥哥共赴起义战场。但喻培伦想到家中还有年迈的祖父、多病的娘亲、幼弱的弟妹，如果弟兄同死，父亲难于支持家中的生活。他对喻培棣说：“我去汝必留，俱死无为，徒绝老亲欢耳？”

两弟兄争相赴义，相持不下，喻培伦只好以兄长名义命令弟弟立即离开广州。

临战关键时刻，一些革命党人都反对喻培伦直接参加战斗，认为他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教给别人，这对革命更有好处。喻培伦的回答是：“储才以备用，今日非有用时耶，且党人孰非有用之才，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自顾孱残之躯，实不逮诸同志远甚，如革命须流血者，尚可为前驱耳。”

4月27日(农历3月29日)下午5点半，震惊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了。黄兴带领l00多革命党人勇猛地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喻培伦、熊克武、但懋辛、饶国梁、秦炳等l8位起义志士奉命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后门。喻培伦因左手断三指，便找来一个竹篓筐，挂在脖子上，筐里盛满炸弹。他投弹技术高超，只用了两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就将总督衙门的后墙炸开了两个大窟窿。喻培伦始终冲在队伍的前面，他边冲边将炸弹投向清军。后来，他们去进攻督练公所，路经莲塘街北口时，与清军水师发生遭遇战。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起义者们的炸弹、子弹都已经用完了，喻培伦的炸弹筐里只剩下最后两颗炸弹，他掩护同志们撤退，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持战斗。从黄昏到半夜，喻培伦被敌人增兵所包围，身中数弹，最后弹尽力竭，为敌所俘。

清军抓到了喻培伦，连夜审问。他为了避免牵累别人，自称王光明。在公堂上，喻培伦自豪地讲述他参加革命和制造炸弹的情况，视死如归。临刑时，他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慷慨激昂地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喻培伦就义时，年仅25岁。他虽死犹生，浩气千秋。

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以表彰他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并指令在内江修建“喻大将军祠”，供后人瞻仰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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