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布与四川客家文化

隆昌夏布蜚声海外

纺织夏布失落的夏布苎麻

□陈伟平

夏布，又称麻布、苎布，是明代以前中国人最主要的衣料之一。巴蜀地区自秦汉起，便是麻布的主要产地。汉代，蜀布曾经南方丝绸之路远销印度。唐代，蜀布成为巴蜀主要的外销商品，杜甫在《夔州歌十绝》中就描述到：“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但在元明时，苎麻在四川大量减产，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战乱，更使蜀布的织造和贩运受到严重打击。直到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的兴起，来自楚粤闽赣的移民才将织麻技术传回四川，逐渐推动了巴蜀夏布的复兴。在这个过程中，客家移民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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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妇女撑起夏布一片天

闽粤赣客家地区在唐宋时代就已种麻织布，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夏布已在当地广泛流行。如咸丰《长汀县志》云：“邑妇女不业蚕织，乡多绩纺”。康熙《宁化县志》云：“苎布四乡皆有，乡无不绩之妇故也。”同治《大埔县志》也云：“城乡中无论贫富妇女，绩苎织布，以备夏服。”道光《宁都州志》则云：“州治风俗不论贫富，无不缉麻之妇女。”因为闽粤赣客家地区“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多抱四方之志”，故织布多以家庭妇女为主，以致夏布又被称为“家机布”，意“别于市肆机布之谓也”（光绪《石窟一征》）。

在客家地区，根据麻质的不同，有“青黄白络火”之分。黄、白麻称为“苧”，也叫白绪。青、络叫“麻”，火则为“火麻”。其中，络麻性柔，最适合织造为衣物。在清代，由络麻织成的“程乡葛”远销外省，和“程乡茧”齐名，都是梅州的特产。

在清初的移民填川中，织麻纺线成为许多客家移民路上必备的“维生之计”。勤劳的客家妇女正是靠着织麻，支撑起了一家老少的衣食之需，挨过了跋山涉水的艰难困苦。如雍正四年广东长乐黄氏在入川途中“每宵旅寓，必令孙辈读书，媳辈绩麻，至简则四十觔有奇”（简阳《黄孺人墓志铭》）。与黄氏同乡的张刘氏在入川途中也靠着绩麻一路撑到了荣昌县，抵达之日，“仅剩钱百余文，麻纱、线子几斤”（宜宾《张衍祚公履历》）。来自龙川县的钟王氏在入川之初，也“夜则偕女与媳纺织于内，节用省食，课子教孙”（郫县《钟氏族谱》）。同县入川的骆叶氏勤俭持家，白天“砍柴担柴掉瓦”，夜晚“纺织织机针裁”。正是在传统伦理的熏陶下，“庚布”（客家话：织布）成为了客家妇女“勤俭温良”的写照，在客家人家庭里代代相传，也使夏布在四川获得了“娘子布”的名称。

客家妇女的“善织”，为乱后四川夏布业的复兴带来了动力，在地方志中也留下了不少记录，如郫县犀浦一带“多粤籍妇女，多织布，间有手布”（民国《郫县志》），崇宁县一带“邑中女工不善纺织，种此（苎麻）恒少，住崇之粤东籍常能种植，又能织”（民国《崇宁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四川总督阿尔泰更是因“川民不谙纺织”，提出“广招织工教习土人，并令妇女学识”，充分体现了楚粤妇女对四川土著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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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商人推动了麻布复兴

除了妇女，客家织匠和布商也对夏布技术的提高和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所谓：“大抵属湖广者习故常，信巫觋，以楚俗尚鬼也。属广东者趋利益，好争夺，以粤俗喜斗也。属江西、福建者乐迁徙，善懋迁，以赣闽滨江临海，利交通也”（民国《泸县志》）。在川的闽粤赣客家移民沿袭了原乡农商兼营的传统，织造和贩卖夏布成为了不少客家移民的主业。在康熙末年，就有来自江西赣州的廖氏移民在隆昌石碾一带编织夏布。广东兴宁县的薛学仁于乾隆七年（1742）入川后，在“隆昌县南街，织布习圃为业”。薛达升在“隆昌南关外贷资本十千文，开设机房”。薛达亮先在“新繁县机房贩布为业”，后迁入宜宾县伞把街开设机房（隆昌《薛氏族谱》）。

康熙六十年（1721），广东兴宁入川的陈志润因盘资困乏，不得不在遵义板桥以“弹花”为业，两年积谷十三石，后迁入永川东街以贸布为生。同县的范君会在雍正丁未（1727）入川后，在荣昌“贩布耕田十六载”，靠着积累的钱财到川北罗江购置了大量田地（罗江《范氏族谱》）。雍正丙午年（1726），从广东龙川入川的骆弘宁也先在隆昌经营“布花生理”，致富后才迁入成都（双流《骆氏族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广东长乐移民周相星来叙州府南门内小南街开设了“丰顺店”，是当地最早经营夏布的商铺之一（宜宾《周氏族谱》）。通过以上客家移民经营夏布的经历，可以发现清代夏布复兴的路径正好和客家迁移路线相合。粤东客家人最早入川定居的荣昌、隆昌、永川和江津一带以及粤北客家人大量聚集的邻水、大竹、仪陇等县正是清初夏布复兴的基地。夏布的传播正是从这里开始陆续扩散到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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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以来蜀中麻产惟昌州第一

正是在闽粤赣客家人的努力下，苎麻的种植和夏布生产在四川各地渐行恢复，并日趋繁盛。清代中叶彭山县火麻的种植已“粤人间有之。”（民国《彭山县志》）温江县的苎麻“皮或织为布，粤东籍家多种之。”（嘉庆《温江县志》）新津县“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有贩至千里之外者，其名有大布、小布、台镇等号。”（道光《新津县志》）中江县“不产苎，而妇女能绩，故其货盛行。”（道光《中江县志》）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客家话中的“绩麻”一词融入到了蜀语之中，为四川留下了深深的客家印记。

乾嘉以后，四川苎麻和夏布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了渠江流域、长江以南和沱江下游地区，尤其是客家人居住集中的隆昌、荣昌二县，其夏布生产在川内位居首位，和江西万载、湖南浏阳并称中国麻布织造的中心（这三地都是客家移民的聚居地，也可以看出清代麻布产业与移民流动的关系）。光绪《荣昌县志》云“百年以来，蜀中麻产惟昌州称第一，”县内“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纺绩，机梭之声盈耳”。荣隆二县的麻布织造最初只是为了满足家庭所需，而市场的形成则始于嘉庆年间，到光绪时才形成规模。在隆昌境内，城厢、周兴、界市、龙市和响石是县内最主要的麻布集散市场。在荣昌，则以盘龙镇为中心，包括隆昌的渔箭、周兴、荣隆和内江观音滩在内的市场圈远近驰名。

当时的荣隆麻布多以浆纱为主，分粗、细、罗纹三种，虽工艺复杂，但因价廉物美而广受欢迎，渐成行业标杆。《南溪竹枝词》云：“鸣声轧轧响闺房，篝火秋灯彻夜长。织得加机夸细缕，逢人争说似隆昌。”川南人士大都认为“布以隆昌为最”，各地机房竞相仿造。在成渝泸叙各大口岸，所销夏布也多为隆昌所产。农闲时分，荣隆二县的布客走乡串户，游走于四川各地。不但在岷、沱两江沿岸各场，就连位于川滇黔边陲的南广河、横江河、赤水河、綦江河沿岸也不乏其踪影。特别是这些布客还给当地带去了织布技术，推动了夏布织造在山区的进一步传播。这些布客中，很多都是客家移民。他们的流动也助推了江安南部、南广河平寨等地闽粤客家人聚集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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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传统夏布仍在乡间织造

在清末，麻布已居于隆昌土特产的首位。当时的夏布每匹上庄“一两七八钱”，中庄“一两二三钱”，下庄“八九钱”，花色也发展为十六种之多。除了运销本省，道光年间隆昌麻布还被山西商人贩卖至北方，在晋冀鲁豫一带打开了销路。此后，便有“山西、河南商贩在县购办，运至永川之松溉下船，到渝转运该省各地销售，陕西一帮则取道合州运回本省分销”。在荣昌，夏布和土陶、纸扇和烧酒并列县内主要特产。相对于隆昌，荣昌对麻布的精加工更具优势，在思贤河岸的观音桥和狮子桥多设有漂房，专事漂染，部分隆昌和内江的麻布也运此代为加工。清末时荣昌麻布每匹售价“细者三四千文，粗者一千五百文，短者减半。”当时县内“各乡遍地种麻，妇女勤绩成布，白细轻软较甚于葛。山陕直隶客商，每岁必来荣采买，远至京都发卖。”（光绪《荣昌县志》）

在荣、隆以外，内江、江津、中江等地的麻布生产在清代也比较发达。内江麻布织造集中的观音滩、田家场，闽粤客家和楚南移民甚多。而江津夏布生产集中的县南先峰、仁沱一带，也是江津闽粤客家人的主要分布区，当地大族南门武平王氏、永定阙氏、永定吴氏和先锋场的武平钟氏都属福建客家。清代咸丰年间，江津城内染房甚多，多在南门外的斗口穴漂晒夏布。在仁沱，清末的麻布交易更是一度在福建会馆天上宫进行，当地麻布一度远销上海。中江县的麻布生产多集中于城郊、回龙、通济等地，这些地区的移民也以粤闽楚南居多。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于夏布业的繁盛，织工组织也应运而生。清末，在隆昌仰山庙建立了“机仙会”，在成都也成立了织工的“三皇会”。其常常为了自身权益和布商抗争，如成都织工“规则甚大，每每要挟停工，动辄开三皇会。每日均三餐，菜品无豆芽则罢工矣”（宣统《成都通览》）。

民国以后，四川夏布织造开始了工业化的历程，其规模和影响与日俱增，已非清代可比。直到今天，在成都东山、荣隆二昌的乡下，还是能够看到最传统的夏布织造工艺。在这些工艺中，我们还可以一窥传统时代客家人的生活，感知三百年前客家先民们的创业精神，从而体会历史的生动与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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