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送我回家 黄娟

一

读到东林的书稿时，我正在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以中国乡土文化顾问的身份参加格勒诺布尔建筑学院春季的工作营。格勒诺布尔地处阿尔卑斯山区，伊泽尔河和德拉克河在这里交汇，四周峰峦耸立，是闻名的滑雪胜地。同时这座古希腊、罗马时代已著名的小城也是司汤达的故乡，在他的记忆中，这里“在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一座山”。

有一天，我在工作间隙阅读书稿，格勒诺布尔建筑学院的教授、建筑师Walter移坐到我身旁，好奇地看着那些完全看不懂的东方文字，于是我用蹩脚的英语跟他聊起《跟着诗人回家》。Walter告诉我，他从小生活在格勒诺布尔，毕业后也一度到巴黎工作，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故乡，因为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比每天看到这些山峰更令他深感平静和幸福。可我想，如果格勒诺贝尔不是名声显赫的科学城，不是法国最大的大学城，能提供给Walter这份工作机会与生活环境，或许这里也不会再一次成为他的故乡。

两年前，东林在写《线城》时我们就谈过故乡的话题，他还有故乡，而我却所到之处皆是异乡。未满周岁即离开出生地、此后随父母一路漂泊的我，因为性格内敛，又常常搬家、换学校，对人事物的接纳与情感反馈渐见迟缓，在离别时仍觉得自己还是“熟悉的地方的陌生人”。因为缺乏情感的介入，存在就只是存在，无法形成密切的关系和沉积意义，所以辗转之处都不能算作故乡，我也不认同父亲的出生地或者自己的出生地就是故乡的说法。于我而言，故乡只是个模糊的概念，纸面情感远远超过实际情感。所以，事实上我难以理解回不去的尴尬，也无法体会因为故里变迁而生就的复杂情愫。

读完《跟着诗人回家》后我发现，我这个70年代人的个案，或许在张执浩、杨黎、臧棣、蓝蓝、余怒、陈先发、雷平阳这七位1960年代诗人身上也有着某种普遍性，他们可能有自己认定的故乡，但每个人的人生也都随着地域辗转被切分成了不同段落。东林和诗人蓝蓝回到郑州，但他却发现“我发现没有哪里可以算作她的家，而我要‘跟着诗人回家\’，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那个准确的‘家\’。而或许这些地方又都是她的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精神指向上的家的拼盘。”在音乐剧《文成公主》中，我的老师张仁胜先生写过一句唱词“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文成公主如此，诗人当也如此。

一连几天，我都在东林的文字中游走于诗人们的故乡，张执浩的双仙村，杨黎的新二村，臧棣的汪芝麻胡同，蓝蓝的纬四路，余怒的安庆，陈先发的孔镇，雷平阳的欧家营，我发现他们几乎都不是大城市出身，而是来自于乡村和小城镇。前年在广西上林，有一天晚上我和东林聊天，他说小地方特别是小县城的人走上文学道路的可能性最大，精神生活的匮乏与自由散漫的状态形成强烈的冲突，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作宣泄需求。东林也是这样的青年，虽然他要年轻许多，却也敏感许多，身处社会变迁更汹涌的时代，亲历了小城镇所有被数倍放大的各种好与不好，这些剧烈的冲击着实地打在他身上，穿过皮肤，透过血脉，置诸内心，能给他带来慰藉的同样是阅读与写作。

二

2014年年末，我邀请东林从北京来到武汉，在我曾作为创始人之一的403国际艺术中心的担任驻场作家。后来，他又一手筹划了漫行书店并担任书店的联合创始人。

在武汉的两年，东林以他的方式搅动起武汉的文化漩涡，不但亲自为书店选书进书，还策划组织了两百多场文学活动，更将国内外的一批诗人聚拢到403，策划了在诗歌界颇负盛名的“武汉·南宁诗歌双城会”和“武汉·重庆诗歌双城会”。这样的活动推动了诗人的城际交流，拉近了诗歌、诗人和大众之间的距离。火爆的活动现场也令诗人们诧异不已，没想到诗歌还能如此火爆，还能以这样的方式走进人群。而403和漫行书店也因此由此吸引来了全国诗人与诗歌读者的关注，成为中国中部不可忽视的诗歌现场。

此前，东林不乏诗人朋友，但他的诗才真正苏醒与活跃却是在武汉，他也坦陈诗人的这重身份得益于武汉的诗人和诗歌活动。还记得大约2015年秋季，东林跟我说，可以约定一起写诗，等以后各出一本诗集。这一年来，东林坚持不懈地读诗、写诗、走进诗人，诗歌创作渐入佳境，作品也积累了不少。而我，却因为把自己的敏感和热情都投入到了乡村活力再造和乡土建筑研究，写诗的应诺早抛到九霄云外，想来都觉得惭愧。

在东林还没成为他所认为的诗人之前，他被朋友称为“左手写历史，右手写文学，毒舌写情感”的青年俊才。少年老成的他，得益于祖上的文章福荫和自身的慧根与经验，虽然他自称是“三流本科学校的理科生”，但是却写得一手遭人嫉妒的好文章。尤其是在经历过很多部作品的创作和蛰伏之后，东林剥掉了他娴熟的文字技艺和语言表皮，袒露出了深沉与质朴的内在，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近乎白描他眼中的七位诗人，这反而显得更加真实与自信，而文字之外折射出来的人与诗的斑斓也不由让我越发清明澄澈。

记得去年年初时，东林就跟我聊起过《跟着诗人回家》这本非虚构作品的想法，在他的规划中是选择跟随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部分诗人回家，以书写个体诗人的方式建立起这两个年代的诗人和诗歌的联系。现在他完成了对这七位当代著名诗人的写作，呈现出《跟着诗人回家》的第一部书稿，除了替他高兴，我还要感谢他，因为在与中国相隔万里的格勒诺布尔，反而能让我跳出我原先身在其中却影绰不清的背景，跟随他的笔触重回那个兼有具象与意象的故乡和年代，从诗人的出走与回望、破碎与完整、既往与当下中看到某种超现实影像，也更看清了我所着手的乡村再造和建筑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但是跟着诗人回家，也让我以在异国阅读中国诗人的方式明白了什么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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