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于当今社会,阅读乃是人类一种永恒之生活方式。然对于阅读个体来说,其所获得(拥有)之阅读机缘是不尽相同的。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在我微茫之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经历那种轻松又愉悦之“童年阅读”阶段。由于家贫,加之建国初期生存环境之艰辛,我没有任何物质与精神条件为自己之阅读提供可能性。因此,在我读小学时,尽管一贫如洗家中存留有父亲几本宝贵之精神遗物——建国前德保师范速成班毕业、曾在乡间任五年小学教师后因患严重眼疾而辞职之父亲,给我留下教人通晓人道、明白事理、启迪智慧、具有恒久艺术生命力之古代阅读经典,诸如:清末民初出版之线装书《千家诗》《三字经》《弟子规》《古诗源》《七侠五义》等,然其时我对读这样之书却激不起任何兴趣,总认为它们与我们现实生活“隔离”太远。
我读第一本文学书籍是《鲁迅杂文书信选》,那是1963年我晋升德保巴头初中时,语文老师黄有恒推荐的。他对我说:“中学课本上之名篇,选自此书最多,希望你认真阅读,从中吸取精神营养和写作方法。”诚如黄老师所言,读过鲁迅先生杂文后,其简洁而又颇具魔力之文字深深吸引了我。此书教会我怀疑和批判,成为我日后学写杂文(杂感)类文章之导师。
在初中阶段学习里,我亦没有间断地读古典文学经典唐诗宋词。其时,此类书籍在乡人开的小书店里没有,学校图书室亦很少见到,连老师们亦很少提及。我最初是从乡贤黄汉祺、农英明二君所藏之书里,知道唐诗宋词概念的。有一天,我从汉祺兄书屋里翻出一本颜色发黄、繁体竖排,由喻守真选编之《唐诗三百首详析》和唐圭璋先生选编之《宋词选》,由此更加喜爱唐诗宋词,并列为终生研习对象。
说实在的,我青少年时代之读书都是意外之因缘。其时,在治学上,我无大路可走,是嗜书之本性驱使我于困境中翻墙头、钻篱笆,不料一头跌进兔子窟而居然发现一片阅读新天地,并借助阅读在写作园地里摘到了一批五颜六色之奇瓜异果,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后赴自治区首府南宁读大学,随着年岁增长和阅历之日渐丰富,我读书学会了选择。在各种文学史和基础课中,我选择了对我一生受用之唐诗宋词和外国诗歌。我把先秦诸子之文和汉魏六朝辞赋之大门一一打开,并沉迷于其中,我读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左思、阮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和辛弃疾,并从他们身上吸取了艺术营养和人格魅力。我喜欢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海涅、史蒂文斯、杰弗斯等外国诗人及作品,尤选择读了不少西方文学史和艺术史之类译著。丰富和提升了我之学识和写作能力。
倘说我青少年时代和读大学期间之读书与写作,乃是一种盲目好奇心所驱使,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田林教师进修学校转调右江民族师专(百色学院前身)之10年间,是我获得上苍赐予阅读机缘之最好时期。到右江民族师专之初,我确定古代文学(唐宋文学)教学与研究作为自己终身职业。对唐宋文学我并不陌生,然对其学科属性并不很明确,幸好时任学校教务处长、学兄梁球先生私下告诉我唐宋文学并非专指唐诗宋词,还包括这一时期我国文学领域里发生之各种文体,诸如唐代之传奇、散文、诗话,宋代之话本、词话等。之后我不禁心中窃喜,庆幸自己歪打正着,所选择之学科专业正适合自己之需要,符合自己之治学兴趣,亦能充分利用自己尽管不多却也不无价值之阅读积累。加之其时中文系(现为文传学院)前辈覃若萍、雷奇文二师亦执掌古代文学课程,由此让我有更多机会接受老师之耳提面命,瞻仰学界泰斗之不凡风采,聆听他们之谆谆教诲;并在他们引领下读书与教学(写作)。
我是右江民族师专第一批学术带头人,1996年6月,为进一步提升自己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我赴桂林参加广西师大文学院举办之硕士研究生课程班学习,脱产一年研修相关课程。这期间,在以严格要求学生著称之导师张明非、胡大雷、彭会资先生和同班扈耕田(今在河南大学任教)、李漠润(今在广西民大任教)两位学兄引领、关照下,我不仅学会了每周写读书报告(因为张明非师历来看重学生之读书报告)和搜集研究素材、运用历史文献之方法。还明确了自己科研方向,并把对古代放逐文学之全景式研究作为重点,经过一年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和读书训练,我之科研能力有长足进步。1997年7月返校后,我立即向学校申请一年写作假,全身心投入《逐臣悲歌——中国古代放逐文学论》和《超验存在:李贺诗歌特质臆解》二书之写作,并分别以2001年和2004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与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学校日后之发展贡献了绵薄力量。
与书结缘,让我此生倍感幸福。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在百色学院读书、教书、著书生涯已历30余载。人们说,一个人之精神发育史即是其阅读史,一个民族精神境界之高低取决于国民阅读感悟。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如何最大提高全体国民之读书兴趣,推动整个民族阅读习惯之培养和阅读能力之提升?这些与阅读有关之课题不仅关乎中华民族文明传承和未来命运,亦决定每一个人未来之发展方向。基于此,下面我拟不揣浅陋,结合自己几十年阅读实践,谈两点阅读感悟——
一是必须坚持将阅读经典放在首位。
经典者,乃指历经传统而又具有权威性之大书也。读书要读经典,此乃是当下人们之普遍共识。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不断分化和变化之多元化阶段,传统阅读明显地受到前所未有之冲击和挑战。从根本上说,文字所承载之文化力量是永恒的,阅读应该是人类永恒之生活方式。然当下不少人只满足于网络信息手机之碎片化阅读,不注重阅读经典,此种倾向是必须要克服的。北宋欧阳修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儒家经典《大学》等书早就告诉我们读书之宗旨乃在于弘扬光明正大之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使人臻于最完善最美好之境界。因此,良好之经典阅读可使人们达到这样三个目标:继承并重视文化价值,对独立人格之追求,对社会国家之高度责任感。
二是读书要讲究版本。
以史学经典要籍“二十四史”为例,时下国内通行之“二十四史”,每一史都有多达十几乃至几十个版本。据我之阅读经验,阅读和研究“二十四史”,必须选择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因为此本是中华书局在“百衲本”(即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搜集历朝精善之本)基础上,由我国史学界、出版界有关专家、教授,通力合作,并参考多种善本、考证异同、择善而从,并对原书体式进行调整,采用新式标点,历经波折而完成之一项规模巨大之工程。
马丁·路德曾云:“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化素养。”是的,阅读可以开阔公民之眼界,启发公民之智慧,培养公民之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与爱国热情。让我们乘世界读书日之东风,掀起一场全民阅读运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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