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被索要医师证，值得进一步讨论

针对3月18日“女医生高铁上救人，结果却被索要医师证”一事，3月19日，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官方微博@南宁客运段 发布“致歉声明”，称对此事“高度关注”，并表示“对突发状况考虑不周、处置方式欠妥”，向当事人及广大医务工作者致歉。（详见今日本报05版）

南宁铁路当局的确该向陈医生道歉，陈医生好心好意挺身出来救人，当事乘客也得到切实救治，转过头来却被索要医师证，说没带还要查看身份证和车票，并被拍照存案，甚至还要求写一份有签字的情况说明，在此情形下，任谁都会一肚子恼火，难免心生早知如此麻烦，就不会站出来了，坐在座位上装个没事人一样，岂不更加省心？

不过，撇开这个问题，就事论事来说，救人被索要医师证却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南宁铁路当局给出的理由是：出示医师资格证并非规定的程序，留存联系方式和现场救治情况主要是便于后续医院更好地救治。

但如此一来，问题也是显而易见，即见义勇为的“风险”问题。假如医院在后续救治的时候，发现之前的施救方法不当，反而导致病人病情加重，甚至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么由此而来的责任如何划分？或者说，如何划清权责边界，既积极鼓励“陈医生们”的见义勇为行为，又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被救助人的权益？

尽管在此次救治过程中，从头到尾都很顺利，陈医生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但这种见义勇为的“风险”问题是看得见的，难保下次李医生、张医生不会遭遇。而在现行法律中，虽然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法律规定的是见义勇为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可免责，而不是见义勇为行为造成的任何后果都可免责。

与一般的见义勇为不同，院外医疗救助的专业性要求更高，对“陈医生们”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与此同时，救助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亦是显见。尽管法律更倾向于鼓励经过培训、具备急救技能的社会人员对急危重患者实施紧急现场救护，可要知道即便是专业的医护人员，也无法保证百分百的救助到位，一旦由此发生权益纠纷，又该作何解？对于院外医疗救助的情形，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该有更翔实的规定，因此形成制度性的保障，避免出现无谓的纠纷，最终打击人们见义勇为的积极心，挫伤人们的善心。

“救人索证”背后折射的还是铁路运营急救服务的缺失，还停留依赖乘客互助救人的初级阶段，乘客突发疾病广播寻医，显然无法满足专业化、常态化急救的需要。近些年，推动急救向公共场所普及越来越具有共识，急救服务有必要纳入运营服务机制中考虑，一方面建立与院前急救无缝衔接的机制，另一方面急救技术设备配置与专业力量也应逐步向列车乘务服务延伸，如考虑在乘务员中配备急救专业人士，将急救基本技术纳入乘务服务职业素养，加强培训，整体提高急救能力，真正把风险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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