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灵魂深处

□农丽婵

从云南调研回来，朋友停车把我放在大新县政府门口，让我自己回家。我一个人拎着大包，往旧车站方向走了一段，隐隐间感觉有些不对劲，又折返回来，沿着相反方向走了一会，才回到我家。事后，我打电话告诉在大新居住了十年的一位浙江朋友，他笑了，“你不是大新人，我才是。”我气得“啪”地一声放下了电话。想想自己在家乡生活了四十几年，对家乡依然很陌生，不觉羞愧。有时候从南宁坐快班回大新，车子偶尔会在县城的德天广场泊车，我下车后，会茫茫然的找不到回家的路，有几次只好求助高价的三轮车回家。那一刻，我觉得我愧对三个字“大新人”。

我自小在中学的校园里长大，父母是中学的老师。他们生怕他们的宝贝女儿结交街边“损友”，沾染上街角的世俗之气，总把我看得严严实实的，每次我出门，他们都会对我“隔离审查”，去哪了，没上街吧。若是提到半个“街”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至少也要被关“禁闭”了。

我在县城读的是桃城镇第一小学，一小与“街”只隔了一道东门。东门是明朝养利州土司城墙的遗址，出了这道城门，就到了所谓的正“街”了。为了防止我上街玩，父亲费尽心思，他告诉我，一小旁边的小人书摊的书很好看，你不想睡午觉，可以去那里看书。从那以后，我小学五年的午休时间，都在小人书摊里度过。我把书摊的小人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不过瘾，又把小人书里的人物画了一遍又一遍，临摹的古代美女整整有一个小木箱。我的童年按父母的计划远离了“街”。因为我的成绩不算太差，所以中学六年读的都是大新中学。我的少年时代也“被”远离了正“街”。大学毕业后，本想回家乡的乡下中学教书，一面考研，但是父母担心我会在乡下成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于是他们联系了马山的亲戚，让我到马山县工作。从此，我远离了故乡和“街”。

在马山工作，人生不熟，但在这个小县城里，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逢年过节，马山的朋友从不让我一个人在单位呆着，他们会拉上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记得有一年，好友的母亲用刚从山上采下的竹子叶包好了粽子，叫我过去吃饭。她母亲见我来了，高兴地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坐下，亲自帮我解开热腾腾的粽子。我坐在桌子前，闻到了竹叶、糯米和黑饭豆的香味。这时，远在异乡的我心是“潮湿”的。那一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家的味道。三年后的秋天，金黄色的野菊花开满山野的时候，我离开了马山。临走时很多朋友来送我，我是哭着离开马山的。他们告诉我，到了南宁，就在南宁结婚，别回来了。我常常想回马山看望朋友，但想起朋友的话，在后来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没有回马山。我常对我身边的朋友说，马山是我的第二故乡。

撤地设市，我从南宁来到了崇左工作，从城市到乡下生活的转变让我有过一段不快，为了能留在南宁，我想过很多办法，包括在南宁读书。但后来我发现我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硕士毕业后，我还是回到了我生命的起点――江州。

有一天，我作为地方志的评审专家出席了江州区县志的评稿会。在会歇的那二十分钟里，我在江州区政府的红楼边瞎转，当我走到红楼的后面时，我吓了一大跳。我突然发现了碧绿的左江。我猛然想起了母亲很多年前对我说的话，你是左江的女儿，是崇左的米喂养了你。凝望着蜿蜒而过的碧绿的雨中的左江，我流泪了，这就是养育了我的母亲河。天下着小雨，河边果树的果子已经成熟了，有些已经纷然落下。我拾起地上的果子轻嗅着，这时走过来一位跛脚的老太太。“大妈，这果子能吃吗？”“可以的，叫砂纸果，它树皮可以做成砂纸。”“您以前一直住这里吗？”“是，几十年了。”“您认识一位1970年住在这院子里的长得很美的妇女主任吗，梳着两根长辫子，大学生，大新人。”“我不记得了，老了，谁还记得那些。”我听了，有些失落，我要找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这个院子里生下了我，我五岁时才离开了江州。回到评稿会场，我的发言的时间最长，我觉得我的才华应该奉献给养育我的故乡。

出于个人的爱好，近年我做了好些地方文化研究。身边一些大新朋友对我的研究颇有微词，“你一天研究其它地方的文化，大新的文化怎么不见你弄，你还是大新人吗？”我呆了半会，毫不推辞地接过朋友要我做的大新的山歌研究课题。我接课题其实不全是为了大新人民，而是出于有一个很自私的个人的心愿，那就是为了能够多回家看看父母。父亲和母亲退休后为了照顾生病的弟弟一直在大新居住，这成为了我最大的牵挂。父亲是我人生的榜样，他一生淡泊名利，虽毕业于名校，但为了他心爱的学生，几次放弃到南宁高校工作的机会。他常常说，当老师就得在自己的家乡培养人才，作贡献。他执拗地在大新呆了几十年。母亲和我一直对他颇有微词，如果你当年调去南宁，我们早就……他总是笑而不答。直到今天自己也做了老师，才理解了父亲。我每次回家，父亲总要叮嘱我一番，“你要对学生好啊。”我每每答应父亲其实都是一种敷衍，因为我根本无法达到父亲全身心为学生而牺牲自己的精神境界。这次回家，父亲又如往常一样唠叨了一阵。我习以为常地听着，有些不耐烦了。“老爸，我记住了，但我要上街买东西，准备赶回南宁了，工作太多了。”

上街要注意钱包，买东西要和人讨价还价。虽然现在再也不用为上街而被关“禁闭”，但父亲还是为了我上街的事，又唠叨了一阵，我愈发烦闷，匆匆地出了门。这次，我没有穿过东门，特地拐了个大弯，穿过小路，来到了儿时让我惊悚异常的“街”。

清晨六时五十分，我从小路走出来，远远地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酒香，那是一种大米发酵后的清香，湖北的高个子老板和他柔弱的妻子已早早地爬起来干活了。“老板早，酒好香。”“呵呵，谢谢，又回家来啊，这里的米好啊。”我确信他在用大新乡下的米酿造着他的好酒。

走到了马路上，桃城镇的老太婆们早早地就把各种青菜整整齐齐地码在了路边，有紫色的茄子，碧绿的豆角、青菜，还有龙眼、芭蕉。我瞅着从她们，听着她们的充满诱惑的吆喝声，我加快了前进的脚步，因为我深深地知道，离菜市场不远的早市有远比这更令人心动的东西。

所谓早市，是乡下农民在每天清晨六点半自发在菜市场对面的马路上自发形成的菜市。我飞奔来到了早市。果然，那里早已人流涌动了。从山上刚刚割下的肥硕的竹笋，还沾着早晨山间的露珠，早早地被一中年男子用拖拉机从远处拉来。男子把笋子胡乱地倒在了早市入口的地上，堆成小山，堵住了去路。“多少钱？”“一元。”“那么贵，少一点。”“你看见了没，我的脚。”我看了一眼，他的脚上沾满了泥。我想象着这位皮肤黝黑头发凌乱的中年男子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来回收购竹笋的情形，心中闪现了一丝怜悯，但我还是没有勇气买下这些新鲜、肥嫩的笋，因为有一回我试图腌制酸笋，因为没有把笋压好，一缸的水变黑，房间臭了许久。我闻了闻竹笋的清香，默默地走了。早市上紫色的茄子沾满了晶莹的水珠，珠子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白光，白绿白绿的豆角像长的手指似的，被一根根龙须草绑着。刚采摘下的碧绿秋葵被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塑料袋里，仿佛不整齐就卖不出去似的。小小的圆圆的鲜红的本地西红柿被精致的小簸箕盛着，一斤可以卖到十元。

“板栗，板栗怎么卖？”“六元。”“这么贵。”“你看看，这货，那么饱满、匀称，今早刚从隆安拉过来的。”我看了看褐色的板栗，想起远方的县份。我又看了一眼身旁卖龙眼的老人，算了，我还是想吃大新的龙眼。老人六十多岁了，梳着整齐的发髻，光着脚丫坐在扁担上。脸上堆满了笑容。在她前面摆放着两筐带着叶子沾着露珠的龙眼。她用手压紧龙眼。“这是石硖龙眼吗？”“不是，是土龙眼。”“多少钱？”“一块五。”“少点嘛，肉那么薄，又不是石硖。”土龙眼虽然没有石硖龙眼肉厚，但吃到嘴里水分足，那种淡淡的清甜让我想起了山上甘泉水的味道。“你是哪条村的？”我向老太婆搭讪，试图让她能少点价钱卖给我。老太婆说话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你听我说的土话，还用问我是哪个乡哪条村的吗？”我怔住了。她的话再次触痛了我的神经。我对大新的方言了解的不多，再加上这几年远在外地，几乎无法辨别桃城壮话和那岭壮话音调的区别。我傻傻地说，“不懂。”老人笑了，慢悠悠地吐出了两个字：“比村”。“比”在壮语里是“肥”的意思，这个地名的意思是“土地很肥沃的村庄”。“比村是哪个乡的啊？”我傻傻地问。“桃城啊，你是外地人啊？”她的话再次触痛了我的神经，我不吭声，吐了吐舌头，和她买了一些龙眼，逃也似地走了。

路上，阿春粉店开门了，一位中年男子端着一碗粉走了出来，洁白的汤粉上点缀着碧绿的葱花，被剁碎的鸭肉零星地撒在粉上。我看了一眼，闻见了鸭肉粉的香味，忍不住走进了粉店。

从早市回来，我没有告诉父亲我在街上已经吃过粉了。父亲帮我下面条，我又吃了一碗。等我在厨房吃好了面条，准备拿行李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行李不见了。找了半天，后来才发现，父亲拿着我的行李早早地站在路边等三轮车了。每次回南宁，父亲都要送我，这次我死活没有让他送。三轮车终于来了，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司机，她还带一个三四岁的男孩。父亲招呼着司机停下，用手按住车窗，怕车偷偷地开走似的。他从裤袋里很快地抽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十元钱。“到车站多少钱？”“四元。”我坐在了车上，安然地等着女司机开车。但司机被父亲拉住了，他突然把手伸进窗来，递给了女司机一元钱。还是五元吧，帮我把人拉到车站。女司机感动了，因为平时从我家到车站都是五元。她收下了钱，转过头去，不停地告诉她的孩子，“爷爷是个好人，爷爷是个好人。”我无语了。

车窗外是碧绿的田野，碧绿的群山，还有飞翔的白鹭，这就是故乡的风景。

故乡驻扎在我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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