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度抑郁症患者到乡村支教老师：最大的喜悦来自被需要

林文萍和学生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坦白讲，我一直都挺“感谢”这段生病经历的。”上个月，刚结束支教生活的林文萍，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起曾经深受重度抑郁症影响的那半年，没有痛苦和埋怨，反而是乐观和释然。而这些改变，都来源于两年的支教生活。

2015年，林文萍放弃了四川师范大学本校研究生保送资格，选择考研至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就在距离考研仅剩30天的时候，坏消息接踵而至，“当时司考成绩不尽如人意，我曾以为的灵魂伴侣因异地支教“劈腿”，家里爷爷的病情又一日日加重。”

这些遭遇，让林文萍开始不受控制地整夜哭泣，然后失眠，“每天谁也不想见，又忍不住地害怕，渴望被关心。”原本整天乐呵、热爱生活的女生，变得木讷、冷漠，甚至一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林文萍被医院诊断为重度抑郁症，需入院治疗、终身服药。“在这半年多里，我比起别人来是很糟糕、很丧、很颓废，但也帮助我整理了过去20来年，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余生我希望过成什么样子，那是一个转折点。”

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经过积极治疗，林文萍成为了少见入院30多天就能够出院的重度抑郁症患者。

在出院第二天，她瞒着家人去网吧填写了一份支教申请表。

“经历了这些过程后，我觉得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林文萍告诉澎湃新闻，早在大学的时候，自己就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也常常关注公益项目。“这次突发身体情况，让我更想要在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里，沉下来、静下来思考。”赶在春招结束前，林文萍投出了自己的申请表。

鼓起勇气做出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决定，让林文萍心里释然了不少，病情也开始慢慢好转。在用药三个月后的复查中，医生的那句“终身服药”变成了“你可以停药了”。“当时距离我支教只剩下一个星期，家里人一直反对，觉得我要一直服药，但医生的这句话，支持了我。”

2016年8月26日，林文萍来到了位于广西省南宁市马山县加方乡的褔兰小学，这个处于贫困重灾区的小学，仅有195个学生，11位老师。“和我一起来的有三位支教老师，我们就住在一个30多年前修建的平房里。”

林文萍说，支教远没有想象中轻松，“除了沉重的教学压力，还有面对学生原生家庭问题的无力，更有节假日冷清的学校，要应对一个人与一群山的孤独。”

经历两年的支教生活后，林文萍发现自己慢慢变了。教学上所获得的成就感、与孩子们的融洽相处、家长和老师以及当地村民的肯定，帮助她重塑了自信心，建立起“自我同一性”，“我发现比两年前的自己更好了。我想，比起孩子们对我的需要，我更需要他们。”

7月6日是褔兰小学的毕业典礼，学期结束后，林文萍带着14个孩子和2位家长来到深圳游学。7月12日，林文萍踏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车，正式为两年支教生活画上了句号。

“我们经历的终将变成我们身上坚不可摧的盔甲，我们曾坚实地走过的步子都将凝聚成为改变“潮水的方向”的力量。”返乡的路途，林文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林文萍支教的小学。受访者供图

【对话林文萍】

“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澎湃新闻：如果当时没有患病，是否依然会选择支教？

林文萍：其实当时面临毕业有很多的选择，如果我没有生这个病，或许我会更多的考虑家人或者世俗的眼光，找一份让周围的人更满意的工作，而不会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需要并且有勇气这样做。但因为生病，让我放下了很多东西，我明白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要为自己而活，想做什么事情就立马去做。这也是我力所能及的回归社会的方式。

其实在读大学的期间，我就一直从事和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公益活动。相比格子间里中规中矩的工作，我更喜欢做农村的发动机，而非城市的螺丝钉。罗素说过一句话：“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句话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我。

澎湃新闻：对于你去支教，你的父母是什么态度？

林文萍：对我的想法，家人起初不理解，担心刚从黑暗中走到阳光下的我，不适合去偏远农村受苦受累。他们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还没有好完全，又选择一种方式来逃避，或者继续伤害自己。我就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把对项目地的了解和我所做的准备，毫无保留地冷静地告诉他们：“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也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

父母怀着忧虑妥协了。出发前，我创办了自己的公众号“林姑娘的木时光”，打算把未来两年里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给自己留个念想。

澎湃新闻：两年支教的经历，你觉得真正“治愈”你的是什么？

林文萍：其实每个人的疗愈都是终身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支教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友好的环境，我在教学上获得的成就感、与孩子们的融洽相处，以及家长、老师、当地村民对我的肯定，一直都在帮助我重塑自信心，建立自我同一性。

我的切身感受是，这两年如果没有孩子们，可能我是坚持不下来的，孩子们那种对知识、对外界的渴望，还有他们自己身上的那种乐观向上，都在帮助我一点一滴地知道，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多，我可以帮助到他们，所以我自信心能重新建立起来。

这两年结束之后，我发现比两年前的自己变得更好了，这个更好或许就是孩子们带给我的，让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想做什么，我能够做到什么。

澎湃新闻：经过两年的支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林文萍：我觉得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在两年支教过程中，我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这帮助我在做下一次选择的时候非常明确，我要做教育，我需要跟怎样的人学习，很洒脱、很勇敢，而不会再像之前一样考虑待遇或者稳定，唯唯诺诺。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公益治愈”？你认为“公益治愈”是否适合抑郁症患者？

林文萍：这其实也是一种办法，因为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你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没有时间再去考虑自己身上的悲伤，情绪也会因为你服务的受众变得更稳定，这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但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我从大一到大三下，每个寒暑假包括周末，走了很多山区，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我对于公益是热衷的；再一个就是要有相应的教学能力，我们的公益项目对支教老师有很严格的培训和考核。

除此之外，要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有清晰的认知，并且具备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对自己负责，对学生负责，你才能做这样的事，而不是因为有抑郁症谁都可以来，利用你的受众让自己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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