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好广场舞的治理意义

邱 石

5月21日，一场大型广场舞展演活动在南宁华南城举行，85支舞蹈队闻“歌”起舞，为现场近2000名观众奉献了一份精美的“文艺大餐”。同月15日，类似的广场舞展演比赛在马山县体育馆举行，当地男女老少像过节一样，闻“舞”出动。参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75岁、最小的仅13岁。有的夫妻共舞，有的三代同乐。广场舞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群众的健身和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因为简单易学、经济实惠、运动适量、来去自由等特点，广场舞迅速火爆城乡，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成为了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

广场舞之所以受到普罗大众热捧，关键在于满足了人们的现实生活需求。在城市，建筑越来越高，楼房越来越多，街道越来越密集，公共活动空间却越来越小。在农村，由于大规模人口外迁，乡村公共生活日渐式微，“空巢村”“空心村”大量涌现，留守人员寂寞空虚、情感孤独。广场舞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公共文化需求。

毫无疑问，广场舞作为现代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值得肯定和推广。一方面，它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了人们社会交往的需要，推动了全民健身运动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人们“长袖善舞”，减少了对赌博、聚众酗酒和迷信活动的参与，社会风气为之好转。

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场舞在风靡城乡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噪音扰民、抢占“地盘”、安全隐患和环境卫生等问题。在一些地方，由广场舞为导火索引发的纠纷和冲突不时发生，有的甚至闹到剑拔弩张、硝烟弥漫的地步。对于参与者而言，广场舞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快乐源泉；而对反对者来说，广场舞“野蛮生长”实属“社会公害”，相关指责和贬损，大有“一棍子打死”的意味。

跳舞者有娱乐、健身的权利主张，反对者有免受干扰的正当诉求。争议和分歧的背后，远不只是“能不能跳舞”那么简单。广场舞的权利之争和意见分歧，表面上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实际上折射出人们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与现实焦虑，也暴露出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短板”。

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和利益多元化的时代，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碰撞、私人生活挤压公共生活空间时，如何规范，才能平衡？怎么划分，才算合理？“短兵相接”并不可取，“兵戎相见”实乃下策。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不可调和。解决这些“两难”问题，需要政府的科学引导、法治的及时跟进，也需要公民自律和社会自治。

遗憾的是，在社会治理领域，政府部门鞭长莫及，一些工作管不了也管不好，却又不愿意社会组织参与。结果，许多问题久拖不决，甚至越演越烈。不敢放权、不愿赋权给社会，社会自治力量难以成长，社会沟通渠道和协商能力匮乏，值得深思。

具体到广场舞活动，如果能推动建立广场舞协会等自治组织，将其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发挥其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作用，治理的末端就会畅通无阻，许多“两难”甚至“多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此，既能让公共生活欢畅和谐，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包容性发展。就此而言，“跳”好广场舞，就有了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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