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岁桂林老人回忆：“我给‘日本鬼\’做苦力的日子”

李义荣和老伴莫小弟晚年生活幸福。

李义荣在给记者讲述给日军做苦力的情形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经过14年的不屈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从1951年开始，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4年11月10日，由于守城的中国军队寡不敌众，桂林城沦陷；1945年7月28日，桂林在沦陷200多天后得以光复。

在被日军侵占近9个月的日子里，桂林人民遭受了不可胜数的苦难。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三合村委滕家村如今已经85岁的村民李义荣，当年被日军掳为劳工，被迫跟随到东南亚多国。他是当年被日本侵略者逼迫做劳工的数百万中国人的其中一员。在今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到来之际，李义荣老人向记者讲述了当年这段九死一生不堪回首的苦难经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刊发此文，为的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决不让被侵略被凌辱的悲剧重演。

□本报记者景碧锋实习生胡艺琼文/摄

李义荣生于1934年，是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三合村委滕家村人。

1944年末，日军从湖南进攻广西，桂林沦陷。年仅10岁的李义荣于当年11月前后被抓去做苦役，帮日本兵捶背、拿行李、帮打饭，牵马，做各种劳役。他被日本军队带着从阳朔到宾阳，然后到凭祥出镇南关到云南，再到了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诸国。日军投降后，他回到了老家。

李义荣那时候并不识字，年龄也小，并不记得日军部队的番号及相关机构名称，也并没有留下这段经历的任何凭证。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如今在他身上留存的痕迹，就是还能讲一点简单的越南语、日语。

今年85岁的李义荣，除眼睛患有白内障、视力不太好外，身体还不错，和老伴莫小弟一起，幸福地安度晚年。他喜欢的活动是钓鱼。早上去钓鱼，到11点就回家吃午饭午休；下午就割草喂鱼。除此之外，李义荣还喜欢看电视，爱看打仗一类的电视剧。

滕家村一带的村民，除了年龄大的人知道李义荣的经历外，年轻人根本不清楚，觉得他跟一般的老人家并没有什么分别。

日本鬼打到桂林，我到山上躲藏，一下山就被(日本鬼)抓了

我出生于甲戌年(1934年)，1944年6月25日满10岁，9月就“跑日本”，11月被日本鬼抓去。

那时候，我家里父母在，奶奶在，3个妹妹，3个弟弟，加上我，一共有10口人；等我从东南亚回来的时候，家里只剩6人，父母、奶奶，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加上我。

日本鬼没来之前，我家主要靠种田生活。我也没有上学，在家放牛。

大家听说日本鬼来了，打到桂林了，都到处逃跑躲藏。

我们家跑到雁山兴隆村那边。我有个叔叔是有点文化的，他说“动乱时我们就不要一起跑。大家一起跑，万一遭殃就死绝了。”我就自己跑，跑到舅舅家。我外公外婆老了，舅舅眼睛又不太方便。

那时候，有个信号通报日本鬼的情况。那个信号是吹出那种“嘟嘟———”的声音，“嘟嘟”声一响，就说明日本鬼来了，我们就跑。我就自己跑到山上。

我知道我外公家躲的地方，我就跑去那里躲了一天，我又碰上了我叔叔和其他村民，他让我跟他们一起跑。

我跟他们跑上山去。叔叔后来说要下山去看看村里有没有日本鬼，没有的话，就带我回家跟着奶奶。我答应了。没想到，他们一下山就被日本鬼追赶，跑散了。叔叔跑散了就没有再上山了，然后我就跟着村里一家人一起跑。那家人有个儿子，年纪和我差不多大，我们两个一起躲在一块石头后面。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两个人吵了起来，然后他不让我跟着他们家人。我赌气说，不跟就不跟，怕什么。我就离开他们跑下了山。我心想，吃点饭再说，不吃点饭，肚子饿了，能跑到哪里去呢？我就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到村民家里讨饭吃。没想到，我刚舀上饭，日本鬼来了，我就被抓了。

我给日本鬼背包喂马，亲眼看到一个东北男孩子被日本兵砍头

那些日本鬼的装扮，和如今电视里演的很像。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要我做什么，就做手势告诉我。

我被抓到他们休息的地方，他们用脚踹我，要我和他们一样盘起腿来坐。吃了饭，晚上睡觉，他们把我关到一间房里，那间房是用来关被他们抓来做苦力的人的。我年纪小，里面的人把我推过来撞过去，欺负我。

后来，一个日本兵不让我住那里，他住的房子里有个柜子，他让我睡到柜子里面。

我从柜子里滚出来，他又把我塞进去，并关上柜子门。第二天起来，日本兵出发，要我帮他背背包。

我们从雁山走到广西南边的宾阳，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那里。反正白天出太阳不走，休息，晚上走，下雨天也晚上走。

我一开始被抓的时候，是被步兵队抓的。到了宾阳，遇上过新年，日本兵用松枝扎成一扇门来庆祝。我被选去和其他同样被抓来的孩子一起赛马。我跑马跑得好，然后就被转到骑兵队去了。

其实我当时只有10岁，根本不会骑马。日本鬼不管我会不会骑马，把我抱到马背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抱的态度就是，反正都要死，管它呢。

跟着步兵队驻扎的时候，他们炸鱼，把鱼炸死了，也不管我会不会游泳，让我去捞鱼，把我抱起来丢进水里，我自己挣扎了一阵，浮起来了，就这样学会了游泳。

我在步兵队背包，到了骑兵队我的活是负责喂马。慢慢地，我会听懂一些日本话了。有个被从东北抓来的男孩子，最多比我大两岁，因为他能全部听懂日本话，他就选轻松的活干，苦活重活他都让我干。

有一天，他帮日本鬼擦枪，把枪上反了保险，扣不响。日本兵拿着枪出去打不响，回来就把那个男孩抓去杀了。

日本鬼让我拿着刺刀，让我们一起出去，走到一块草坪上，他用手巾把男孩的眼睛蒙起来，抓住他的手甩他，让他打旋旋，旋完以后要他跪下。日本鬼抽出指挥刀，用刀背敲了下男孩的脖子，挥刀把男孩的头砍了下来，男孩的头滚到了草地上。这让人惊恐的一幕，我一直无法忘记。日本鬼还把刀递给我，要我把刀上的血擦干净。

我跟着日本鬼子，做错了事就要挨打。我又不很懂他的话，经常做错事经常被打。打脸，打得耳朵里都嗡嗡响。现在我后脑勺上还有一条疤痕，是被日本鬼用刀划伤的。

我被日本鬼带去了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我被日本鬼抓了后，一直跟着他们步行往南走。到了越南后就不是步行了，不是坐船就是坐火车。

我们一路是从桂林经过阳朔，然后向南到了宾阳，经过南宁，从崇左那边出去，到了越南、泰国、柬埔寨，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去的地方蛮多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但这一路上从来没有碰上打仗，不知道为什么。

日本鬼白天不走路，选择晚上、下雨天走路，因为怕飞机轰炸。我背的背包不是太重，就是日本鬼穿的衣服。

我平时还算能吃饱肚子，因为我跟的算是头目，跟他们一起开饭。而有些被拉去的人就不同了，他们都是吃剩饭剩菜。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学会买东西、数数、骂人。学会骂人不是为了骂别人而是能听懂人家骂你，你就知道别人不怀好意，能走的就赶紧走，不能走的，有好东西就送给他。

一路上，基本没地方可以买东西，到了越南才有东西买，有日本人在那里开铺子，开商店。

当时我看到越南的情形，可能比我们国家还要落后。他们灌溉还要人工拉水，当时中国这边已经有水车，他们还没有；那些村民看到马的粪便里面有没消化的谷子，他们竟然把谷子洗干净，煮来吃。在泰国，我们看到有很多和尚。

我回到家的时候，6个弟弟妹妹只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开始，是华侨理事会接收我们。我们住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那里大概是个体育场，有天桥又有好多体育方面的设施。我们这些劳工都集中在那里，住了大概半年，然后就转移到了越南的西贡。

我们在西贡坐军舰到香港，从香港到九龙，到广州，住在黄花岗的营房里面，从广州坐民船到梧州，在梧州大概住了半个月；从梧州到柳州，在柳州又住了大概20天，没想到，这时我生病了，发高烧，同样被抓去当劳工的老乡带我去医院看病，我病好之后就坐车回家，回到了雁山。

车子经过我们乡的时候，我认出来了，连连拍打车子，说：“司机，停车，停车！再过去我就不认得啦，这里就是我的家啦。”那时候我叔叔是乡里的卫生长，我就去找他，让他带我回家。那天正好是圩日，我爸去赶圩，我认出了他，他认不出我了，我抱住他，他还问是哪家的小孩抱错了。

我被日本鬼抓走的时间里，又不懂给家里写信，对家里人来说可以说是了无音信。我爸爸迷信，去帮我算命，神婆说我死了，不在世上了。当时我为什么能找到回家的路呢？因为最初跑的时候，我叔叔就叮嘱我，要记住自己是桂林良丰山河村(以前的村名)滕家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就把这些牢牢记在了心里面。所以，华侨理事会的人去接我们的时候，我就登记了这些信息，就被顺利送回来了。

我本来有3个弟弟3个妹妹，但我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活着，其他几个弟弟妹妹都在躲日本人的时候生病死了。

日本兵占领桂林以后，有好些桂林人被抓去帮他们干活，我们村除了我还有其他人被抓，有一些在半路上就死掉了，我算是活着回来了。还有一些人被抓走后连个下落都没有，有些岁数大的，被抓走后就没有人见过他们。

日本鬼当时打到桂林，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烧杀抢掠，太坏了。很多人家跟我们一样都是家破人亡的。幸好日本鬼最终被打败了，我才能回到老家，慢慢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到如今日子越来越好，我的晚年生活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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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劳工的强制奴役

“人间地狱十八层，十八层下是劳工”。日本对中国劳工的强制奴役，是日本侵华期间所犯下的重要罪行之一。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劳工招募和管理机构，以骗招、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从华北、华中、华南等地掳掠大批劳工在中国各地和日本及东南亚其它占领地，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并对劳工进行残酷的压榨与迫害。这些劳工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其受害之深，遭遇之惨，死难之多，为人类文明史上所罕见！

第一，日本驱使劳工直接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各种劳役并残忍迫害。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掠夺资源、修建军事工程等目的，利用骗招、抓捕等手段强征数千万中国劳工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从事繁重的劳动。在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压榨下，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住在破烂的工棚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长年遭受非人的奴役，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许多人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惨死。遍布中国各地的“千人坟”、“万人坑”是日本强制奴役中国劳工的见证！

在辽宁省抚顺煤矿，日本前后奴役劳工近百万，留下“万人坑”30余个，死难者至少25万人；在辽宁省阜新煤矿，留下“万人坑”四处，死难矿工13万；在黑龙江省鸡西煤矿，留下“万人坑”7处，修建炼人炉5座，遇害劳工10万左右；在吉林市丰满水电站，使用劳工总数超过12万人，大量死亡，始建于1937年，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也未全部完工；在黑龙江省沿中苏边境，日军强制奴役中国劳工200余万人修筑了大量军事要塞，仅东宁要塞一处便至少使用17万名劳工，因人员高度集中，劳动条件极其恶劣，生活条件极差，加上日军的残酷迫害，造成大批劳工死亡；在大连海港日军设立“华工收容所”，住过3万余名劳工，被称为“红房子驴”，1940年夏天，疾病流行，这里每天平均死亡40人；1936年，日军为防止泄密将修筑军事设施的中国工人全部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河浮尸案”；在山西，在日军“以人换煤”的政策下，大批中国矿工死亡，死亡总数高达6万人。

第二，战争后期，日本为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问题，大规模强征中国劳工到日本做苦役。1943年至1945年间，日本将4万左右的中国战俘和普通百姓强掳至日本从事矿山开采、装卸车船等苦役，被迫害致死者6800多人，日本投降后，幸存者们才得以回国。

日本还将大批劳工抓到其南洋占领地充当苦力。1943年日军抓捕1500余人，押解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日军的军事工程服苦役。日本投降时，仅剩7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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