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中村｜湾厦活法②：阿里中心的清洁工罗姐

深圳的城中村通常分为新旧两个村，这是城中村的迭代迁移现象。旧村多半是1990年代以前的砖瓦房建筑，或是村民在宅基地上翻新而成。在旧屋之间，村民又见缝插针竖起了一些新楼，新旧杂错交驳。旧村最终成为吸附各类外地务工者寄居的地带。

1990年代后，当地村集体经济开始意识到统一规划的问题，兴建新村时，以巷为单位，适当拉开房屋之间的距离，并辟出篮球场、小公园等。但随着时间推移，新村也逐渐成为另一个旧村。旧村不大中听，也有的给旧村新村更换另一种称呼：一村，二村，又一村。

湾厦就分为旧村和新村。0.35平方公里的社区，有近千栋房屋，其中包括544栋自建房、6333套出租屋和230间店铺。湾厦居住着2万人口，人口密度达到6万人/平方公里。

我在湾厦所遇的租客，大多是清洁工、钟点工、拾荒者、装修工、渔民、快递员、服务员等。他们通常在这里居住超过十年。旧村的巷道狭窄而密集，一直是消防重点防患对象。由于机动车辆无法驶入，对湾厦消防应急分队来说，最重要的消防工具是双腿，火险突发时要快速奔至现场。于是，7名消防员把训练重点放在了跑步上。

湾厦旧村消防车。本文图片均来自作者

消防分队旁边，有一家年轻夫妇开了十年旧书店。女老板来自安徽安庆：“2001年，我们摆地摊卖书，当时利润高，觉得书也不像水果会烂，这边又没有书店。那时没什么手机，看书的人多，租书也好租。”里面还有一间房，是用来做饭的。这里晚上太吵，面积也小，他们并不在这里住。

书店里三张靠墙的铁架积满灰尘，书架上大半是玄幻类小说，又大又厚。门边挂了一排积灰的黑色手机皮包，是在智能手机流行之前的落伍款式。旧书长年只出不进，店主也不指望它们挣钱。我建议他们卖一些饮料烟酒。店主说，不行。原来这家店和隔壁便利店同属一个房东，当初房东有约定，房租可以优惠，但不能和隔壁搞同行竞争。

这家旧书店最重要的生意是麻将，其次是电话卡，最不重要的是旧书。所有书一律十元两本。女老板平时还做钟点工，男老板在外给人跑事。他们一般下午在店里摆麻将桌，赚一点台租费，来抵每月2030元的房租。老板总有办法让这个店维持下去。女老板说，“就当多租了一套住房。”

我们与罗姐约好，要去她家坐坐。罗姐全名叫罗群英，在我们公司做过清洁工，2011年离职，多年没有联系。有一天，我们在旧村里闲逛与她擦肩而过，她突然回头喊了我们。她如今在海岸城的阿里巴巴公司做清洁工。

天色将晚，我们顶着雨又拐进旧村，提着一箱纯牛奶，寻找5巷的一栋房子。我们在不同的屋檐下走走停停，找了几遍，终于找到了罗姐的房子。

湾厦旧村二手书店。

生二胎的罗姐

罗姐住在一楼。我们透着防盗门向里望，发现是她，就喊：“罗姐，我们来了！”

罗姐把我们请进屋。这是一套两房一厅，打扫得干干净净。客厅里的冰箱、液晶彩电、微波炉都一尘不染，桌面和窗台上的牙刷牙缸、茶壶、保温饭盒、鞋架上的鞋井然有序。不愧是做清洁的，。我们被雨淋透了，皮鞋上沾着污水，不好意思穿鞋进来。

罗姐说，不要紧，不要紧！

我扫视了一圈房子。进门处右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左边是一个洗手间。我进去方便时，发现里面仅容一个人转身，蹲厕上方有一道斜坡压在头顶，必须要把腰弯得很低，上面是上二楼的楼梯。从厨房进来是客厅，面积约十四平。这在旧村非常难得。客厅连了两个房间。客厅里摆了一张空的木床，床边有一张旧木桌。我们靠着桌子坐在折叠椅上。罗姐的小女儿站在木床上，盯着动画片《超级飞侠》目不转睛。

罗姐用一次性纸杯给我们倒了两杯滚烫的白开水。她女儿留着一个锅盖头，面相像她。女儿坐在木床光板上，安安静静。

“几岁了？”我问。

小孩不吱声。母亲代她回答：“三岁四个月了。”

罗姐熬了白粥，做了一碗白菜。两碗白粥，摆在桌上。一碗是她的，一碗是她喂女儿的。

罗姐老公在蛇口渔人码头上夜班，担任助理一职，负责调度装卸货柜，已经上班去了。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十九岁。儿子小的时候，他们为了省钱修房子，长年没有回家。上小学六年级时，儿子被接到深圳，由于成绩太差，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罗姐让儿子学点技术，儿子挑来挑去都不中意。罗姐说，由他去，开心就好。他一个人跑到石岩打了两份工，晚上在厂里上夜班，白天跟一个水电工一起在外搞维修。罗姐劝儿子要把觉睡好，别把身体累垮了。

四年前，罗姐和老公有了现在这个女儿。罗姐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女儿身上。“有了这个小孩，感觉好幸福。”

罗姐在自家厨房做饭。

罗姐是四川营山人，1992年来到深圳宝安一个电子厂打工，后来到蛇口一个电子厂给PCB板打线簧。早些年她把钱寄回去，主要给两个哥哥盖房。在老家经人介绍，她和现在的老公走在了一起。老公比她小三岁，罗姐一谈到这点脸上就洋溢着幸福。她和老公在湾厦这里住了十年。

“原来也搬了很多地方，这个房东蛮好的，不怎么涨房租，别的地方两房一厅早就要一千七八了。我们这个房子，一个月也就是一千一。房东住在香港，平时很少过来，只有收房租时才过来一趟。”

他们又把其中一间房以每月七百块转租给一个男子。罗姐还会给他的房间拖地。“文化挺高的，是个大学生。好像是当清洁主管。年纪跟我一样大。他好像管了两个地方，工资蛮高的。但我从来不问他，打听人家的隐私不好。他七点就下班，一会就回来。”

罗姐舀粥送到女儿嘴里。“小孩在这边读书，一个月要一千一，压力大，只能说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罗姐家里还有老人，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她打算多回去看看。

从旧村走出来，发现外面天还没有完全黑。在暮昏的暗光里，旧村北面隐现出一座古庙的背影，屋脊上绘着彩色的牡丹和喜鹊，顶端站着一只面朝东方的公鸡。我猜那大概是座祠堂吧。

罗姐女儿和小伙伴们开冰箱找零食。

工作

罗姐说她经历了很多，如果会写的话自己也写了。她笑自己文化不行。她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一周双休，工作日六点半起床，七点四十送女儿上幼儿园，然后踩着单车八点钟上班，下午基本没啥事，四点下班，四点半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这个工作方便自己照看女儿。老板是一位年轻的海归。工作地有公共休闲区域，还有咖啡，“我觉得环境蛮不错的。”

她所服务的公司叫“神鲸”。她给我演示了自己手机里的APP。后来我上网搜索，原来是阿里巴巴和P2联合创业办公社联合创建的共享办公业务，可以通过APP预订。罗姐告诉我，一个工位每月租金2500元，我这种搞写作或文化创意的，也可以去租一个工位。罗姐在里面认识了一个重庆籍的海归人士，他搞远程教育，从美国回来就在神鲸租了一个小办公室。

2017年3月，神鲸空间落户深圳阿里中心T2座12楼，窗外可以看海，周边环境优越，又在地铁站附近。2月份，罗姐给那边一个老乡留了个手机号，要找个清洁工作，又能有时间照看小孩。罗姐运气不错，十多天后，神鲸委托的这家物业公司叫她去上班。

公司包括罗姐在内一共四人。罗姐说，每个办公空间都有密码，如果两人轮流打扫，东西丢失说不清楚。为了明确责任，罗姐是这个空间唯一的清洁工，负责二十几个房间的垃圾搬运和六个公共区域的卫生，算下来杂务不少。除了打扫公共区域，罗姐还可以给那些小办公室做做钟点。早上八点到十点，给公共区域和小办公室打扫卫生，这些公司通常在九点后才开始上班。

“不过大陆老板舍得给钱的不多，一个房间八个工位，我每个礼拜打扫一次，一个月也就一百多块。有的房间不愿请人打扫，也不属于我打扫的范围，但我实在看不过去，也免费给他们打扫了几次。”物业公司规定满一年以上才给员工配备社保。神鲸承包给物业公司的卫生费是每月三千七百元，物业公司给罗姐的工资是二千七百元。罗姐还兼做一些钟点工，每个月能拿到三千元。

待客

夏天来临，湾厦旧村周边的水泥地被太阳晒得滚烫。6月，我们又去了罗姐的出租房。屋里摆着一辆电单车。我们本来只是坐坐，她非要留我们一起晚餐。她在厨房里忙着洗菜，炒菜。

客厅有两个冰箱。有一台稍旧的高大的双门冰箱。冰箱上堆放了一只塑料盆、一台儿童扭扭车。罗姐说，这个冰箱是一个老乡留下来的。

罗姐三岁的女儿和两个小朋友从门外跑进来。她们叽叽喳喳，身高相仿，大概是幼儿园同班同学。

三个小伙伴进了客厅，打开最里面那台冰箱，要找吃的。冰箱里只有一袋辣椒粉和一包调料。她们三人又哗啦跑出屋，罗姐瞧见巷子里有一位老人——其中一位小朋友的爷爷。罗姐说：叔叔，等下你带她们回来。这位爷爷就带着她们往北走了。

罗姐说，他是四川攀枝花的，人很好，跟我女儿很熟了，经常带她出去玩。

罗姐继续在厨房里忙着洗菜。

“我儿子在石岩，最近他说月底好像要过来，跟人家合伙开个面包店。我说，妈妈没有钱，怎么办。他说他跟人家合伙，人家知道他的情况。哎呀，他太小了。我说，你不要被人家骗了哟。亏了要赔钱。他有想法。管他呢。”

十几分钟后，门外进来了一个高个儿西裤男子。罗姐淡淡招呼一声。我们明白，这位就是罗姐所说的租客。他径直走进右边的房间，随手带上了房门。

罗姐炒了四碟菜：四季豆、苦瓜、油麦菜、勾了芡粉煎炸的五花肉。罗姐说，你们来得太急了，下次做扣肉，那个好吃。菜端上桌，白馨岚也回来了。罗姐早早帮我们盛上一碗白粥，摆在桌上，让粥先凉一会。上菜后，我们开始喝粥。

知足常乐

罗姐聊起过去打工的经历。1992年，她在西乡宝源生产计算器的台资电子厂上班，工资六块一天。和罗姐床挨床的一个工友，攒了些钱，喜欢打麻将，有一次她老公开摩托载她去西乡，栽到沟里。她躺在医院病床上不能说话，只会掉眼泪，但什么都明白。当时工厂没有买任何社保，大家发动捐款，罗姐也捐了100块。没过几年，这位工友死了。

那几年，罗姐印象最深的是骗子多。骗子算准发工资时给工友下迷药。还有卖假的金砖，假的珠宝。工厂采购小姐也被骗了一回。罗姐感慨世事无常，认为知足常乐。

一九九八年，罗姐儿子出生。过了几年，电子厂搬到了福永。罗姐离开这家呆了十年也没买社保的工厂。二十几年过后，曾一块在电子厂打工的老乡建了个微信群。最初大家聊得起劲，但很快冷淡下去。

罗姐早年曾让她老公在县城开个照相馆。那时县城还没有照相馆，但是老公不愿干，“要出去”是那个时代最诱人的潮流。建房子那年，罗姐的公公去世，家里经济陷入困顿。罗姐说，四十几岁了，就这样过了，知足常乐！罗姐总是把“知足常乐”挂在嘴边，反复强调着这个词。

三岁的女儿用手拈了几块芡粉肉，放在嘴里滋滋有味地嚼了起来，手指上沾着发亮的油。

“也不要想多了，把这个小的带大就老了。”罗姐平静地对我们说。她又亲昵地转向女儿：“宝贝，吃青菜呀。”

小孩往外吐了一口嚼碎的肉渣。罗姐说，不能乱吐的，要有礼貌，要吐就拿纸，吐到手上，知道吗。

罗姐也厌倦了打工的生活。她说也想过跟老公的表姐去西藏拉萨卖馒头和包子。但是那边海拔太高了，他们怕高原反应，气温也低，去了怕无法适应。“还是深圳这边好，一年四季温度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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