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城市精神的历史根基

□康大寿

在历史长河中，南充人不仅以自己的“勤劳”与“朴实”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 而且还充分利用这里的自然资源，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南充地域文化，其中尤以灿烂的丝绸文化享誉中外。

“勤劳”与“朴实”更是南充人的一种道德传统。千百年来，南充人一直秉承祖训，以勤劳、朴实为本，反对游惰。唐代大顺元年（890年），西充县东岱乡陈氏家族的祖先就曾在其《族规》中专定“戒游惰”家范一则，其中指出：“行其必力，志惟务果，奋迅而前，犹不与我；矧其嬉游，安而偷惰，既历难危，又挫坎坷；家范谆谆，铭为佩左。”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蓬安县徐家镇的王氏家族的先祖们在其 《族规》中，亦告诫子孙“尚勤俭，则家必富，身必荣；习懒惰，则家必倾，身必辱。”清道光年间，顺庆城区及其附近的陈氏族人，在其《家规》 中要求其后人定要勤俭，“不勤而戏嬉，任情不伦而衣食过奢，是皆败家之渐。”清咸丰八年（1858年），南充境内的陈氏族人在其新修《族规》里再三强调，“士不勤，则见闻不广而品行日下；农不勤，则仓廪空虚而俯仰无资；工不勤，则造作滥恶而技不良；商不勤，则贸迁违时而货日靡。”可以说，南充先民关于“勤劳”与“朴实”的说教，在南充境内历代的《家规》、《族规》中随处可见，先民们对其子孙的谆谆告诫，真可谓用心良苦、感人至深。

南充城市精神的“诚信”与“包容”可以说是继“勤劳”与“朴实”而来，四者之间相互影响，关联密切。

“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为看重的一种自身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它在不同的方面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如对国家或事业来讲，它表现出来的是“忠诚”，而在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则就是“信义”。“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即所谓“人无信不立”，古代哲人将其列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诚如南充古人在其《家规》中所说：“五常终以信，四端可兼并；仁非信不实，义非信不尽，礼非信不行，智非信不定；三省信必严，四教信可训。”

自古以来，南充人的“诚信“精神就为人们所称道，尤其是南充先民对国家与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诚”，在历史上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正如清嘉庆《南充县志》在“民风”中所言，南充“古称忠义之邦，其民纯朴温厚。”

早在秦朝末年，阆中人范目率领乡民（时称“賨人”）曾在“灭秦兴汉”中立下战功，但他婉拒刘邦“三侯”封赠而返回家乡，深受朝野内外各方人士赞叹。

在明代，穆宗时期的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南充人陈以勤曾上呈 《谨始十事》、《励精修政四事疏》，在“爱民”、“崇俭”等方面直言国是，其“披肝胆，触忌讳”，为“他人所断舌不敢道者”；明万历年间，进士黄辉也针对朝廷“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现状，毅然上呈《正人心以定国是疏》，希望神宗帝能“早决大计，务绝疑隙，赏是罚非，各如其功罪而止。” 他们对人民的忠诚历来为家乡人民所敬重。

在近代， 功勋卓著的朱德元帅坚持真理，忠于革命，其“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民主革命家张澜先生在辛亥保路运动中面对枪口，仍敢怒斥朝廷；普通战士张思德在抗日战争中“为人民利益而死”，重比泰山。总之，南充人把中国传统的“诚信”精神转化成为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为祖国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从上可见，南充城市精神的历史根基不仅深厚，而且它在南充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亦十分巨大。今天，我们不仅要将其历史传承，而且还应贯穿当今，使之发扬光大，并将其转化为南充城市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政府的公共行为，以引领南充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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