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兄的绰号

黄文庆有些兄弟一旦反目，就恶言相向，不如路人，或辱天骂地、或诅咒暴死。我家弟兄听到，总是悲哀地摇摇头，苦笑一下，叹息他们之间的愚昧和情薄。

难道我们弟兄之间就没有怒怼和互骂，当然是有的，只是我们从不那样野蛮和恶毒，骂得要文明一点、节制一点。父母不准我们随口乱来，我们表达愤怒和不屑时，就吼对方的绰号。因为那些绰号都是有出处的，是个人成长史里的“典故”，背后的情感是鄙视、嫌弃和嘲笑。那些绰号都是鄙称或蔑称，是忍无可忍时扔出去的“核武器”。

我们五弟兄的绰号是这样来的——

大哥叫“大黄豆”。记得哥哥十来岁时，我们队上驻队的黄国忠,有次来我家里，看见邻居家养的一头小黄牛壮壮实实，就文绉绉地说，真是头可爱的“大黄犊”。我们听到了，也不理解“大黄犊”的意思，就想到我哥是老大，我们又姓黄，就把我哥哥叫大黄豆了。

我叫“干瘦娃”，从小又黑又瘦。有一次，远嫁关中武功的姑婆来我家，看见我后就说，这娃灵性，就是太干瘦了。从此我的绰号就诞生了，“干瘦娃”。

我下面的老三叫“绊尿缸”。尿缸就是粪坑。记得那年村上来了演杂技的，老三看过后，整天想着模仿人家的表演。一天，他在偷偷模仿滚筒平衡站立时，不小心一滑，滑进了一个水坑。为了戏弄他，我们就称他“绊尿缸”了。

老四小时胖乎乎的，出语形象。一次，我爸从城里买了些枣糕馍回来，老四看到了就说：“大大（爸爸）买的牛蹄馍！”因为他看到枣糕馍像牛蹄子的形状。我们便给他取了“牛蹄馍”的绰号。

老五叫“瓜瞎（ha）”。因为有一次他拿着我家的电工刀玩，顺便去村上赵家西红柿地里摘人家的西红柿。摘了一个，把人家西红柿架扯垮了，却把带着的电工刀丢在地里。他回家后，发现电工刀不见了，返回去找，被人家逮了个正着。我爸知道后，拿回了电工刀，把老五敲打了几下。我爸骂他瓜瞎瓜瞎。之后，他就有了“瓜瞎”的绰号。

那些年，在我们家听不到用毒话骂人的声音，只能听到互相用这些绰号戏弄或不屑的声音。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像出窝的鸟，各散四方，有了自己的营生、小家、儿女和不同的人生经历，只在逢年过节或有大凡小事团聚时回忆那些绰号，拉近那些被苍茫淹没而风烟淡远的童年情景。

现在，排行最小的老五也已经快五十岁了。我们都进入了老年或准老年期，千帆过尽，山高月小，炎凉甘苦，自明自知，心里堆积满了几番沧桑，但还会用那些绰号偶尔打趣，淡去现实的沉重和烦乱。比如，大哥有次突然双眼失明，我们都给嫂子打电话，督促他去检查，等他的视力恢复了，我们都说：“大黄豆没事了！”哥哥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比如，三弟家里遇到了一点坎坷，我们都说：“绊尿缸加油！一定会顺利度过的！”三弟也很快地越过了那一劫。比如，四弟退二线后去了遥远的南充帮女儿带娃、做饭，我们想他了，就问候一声“牛蹄馍”，淡去我们心里的暮气和思念。比如，五弟去年脚受伤了，我们回去看他，一声声叫他“瓜瞎”，他的眼里噙满了亲切的泪光。我们和社会、和外人打了一辈子交道，回过头来，才知道什么是家人、什么是亲人！那些从前带着贬义的绰号，完全变味了，成了弟兄之间最最亲热和最最理解的称呼，谁也不会多意和误会。

岁月无情，今年我都六十几岁了，接下来漫长的几十年里，我们几弟兄会阴一个阳一个地谢世，一场几十年的相聚，会又散得七零八落！我不知道他们咋想的，如果我先离开，就请他们在我花圈的挽联上写上“干瘦娃一路走好！”或者在我的墓碑上——如果我有墓碑的话——刻着“干瘦娃干瘦了一辈子，但愿在另一世界能胖一些，富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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