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伟（1963-）

□胡亮

我们还能够怎样描绘李亚伟？继续把他描绘成一个坏学生、小青年、酒鬼或口语的打手？一个莽汉？《中文系》？一个学院里的反学院派？南充、重庆或成都街头的柯尔索？

我们这样做已经很多年，如此顺手，无可厚非。但是我已经感到某种不安，因为前述种种，不过是一个诗人的叛逆期表现：面对着教育、社会、传统和道德的单方面约定，执白还是执黑，取决于前者，他其实根本就没得选。

是的，只剩下对着干。那就执黑。所以他不断强化此种色厉，永远是轻狂的、幻想的、冒失的、过激的、恶作剧的、不问青红皂白的，永远是眄视的、挑衅的、惹是生非的、狂饮的、不节制的，永远是小老虎和初生牛犊般的——相对于某个不苟言笑的秩序。两者呢，都有了紧张感。

诗人觉得才华亦是赘物，必须把它藏起来，或者浪费掉，以免此种才华昂然成为某种被关注的把柄。所以，他和他的朋友们，生活而不写作，写作而不发表。到了现在，两者终于实现同构：怎么写作，就怎么生活。

旷课，找茬，打架，醉酒，写诗，构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各省，没有哪个省比另外哪个省更重要。此处当然只能说诗。

想当年，李亚伟“带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夹杂着恶狠狠的狠话，汁液横流的方言，混合着芥末、辣椒和砒霜，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一种酣畅的青春打击乐。甚至连那些文质彬彬的校长、教授和绅士，后来也能够一边跟上节拍，一边像威廉斯那样给出提醒，“女士们，提紧你们的裙子，我们就要穿行地狱了”。地狱吗？没这么严重，无非性情而已、荒唐而已、空虚而已、孤独而已、愤怒而已、相对性而已、荷尔蒙而已。

这些曾经写在香烟盒、课本或信笺上的诗篇，有散佚，有存留。存留者似乎带有偶然性；但是肯定亦有必然性，因为这些诗篇已经在更大的范围唤起了语言、思想和行动的痛快感。

这就是整个儿的李亚伟吗？不，我们能够用上考古学，从豪猪的坏笑的废墟，发掘出被他深深掩埋的金声玉振：他的古雅、他的羞涩、他的真诚、还有他的道义感。

这个色厉内“仁”的家伙，为了不让自己混同于伪装的文明人，混同于小手小脚无病呻吟的抒情诗人，他启用了一种凶狠的温柔、一种反方向的超脱、一种赌气的自我践踏，最后化身为一个倒挂的文明人、一个反抒情的抒情诗人。

诗人自称害群之马，矛头直指害马之群，两者的原形都已经可以看个分明。

最后还要回头说到柯尔索，他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据说可以解释为：警醒、信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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