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兴弟(顺庆)
我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小时候不知电话为何物,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句顺口溜才成为我们许多人心中的梦想。
那时候,不但打电话发电报价格贵,而且只有单位和邮电局才有电话机, 极少有个人打电话或发电报的, 即便个人有这样的需求,也只能去人民中路的邮电局,先预交话费, 然后在一排隔成一人小间的房间前排队等候。由于电话通话效果差,所以能发电报就不打电话。电报发出后,一般也得两三天对方才能收到。电报按字数计费,从最早的每字3分钱涨到后来的两角多。有的单位为了省字省钱, 就到邮电局交费申请办理电报挂号, 用数字代替单位的地址和名称, 如南充罐头食品厂的电报挂号为“4985”。
那时候, 两地亲友传递信息或联络感情主要靠书信,寄封信8分钱;跨市信件一周左右才能收到, 跨省信件得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达。
当年,我在渡口市(现攀枝花市)工作。1977年春天, 我回南充探亲时处了个女朋友, 接触两次后感觉不合适, 于是不再理她。回单位不久,我突然收到女方来信,我未回信。大约两个多月后,女方又寄来一封信,并在信中夹了一枚8分钱邮票和两张空白的信笺纸,估计对方盼回信望眼欲穿,但我仍没回信。次年秋天我回家探亲,认识了一位丝厂女工,双方相处一个月时间。我回单位后立马给她写信,倾诉相思之苦。双方通了几封信后,再无她的音讯。于是我如法炮制, 在最后一封信中夹了一枚邮票和空白信纸寄给她,结果石沉大海。
那时,我工作的单位设有电话班,打外线电话时先要接通总机, 再转接分机至对方,有时电话半天也接不通。1983年3月的一天上午,办公室电话响起,是总机话务员小孙叫我接弟弟打来的长途,可是我拿着听筒却怎么也听不清楚弟弟说什么,于是小孙叫我到总机室去。我气喘吁吁地从1楼跑上5楼, 拿起话筒还是听不清。随后我听见话筒里有3个女声在传话。然后小孙告诉我,对方说的是“55号调令、已经发出”。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接了个长途电话,听清楚不到十个字竟然用了十多分钟,还不是直接和家人通话,而是由南充、成都、渡口电话中继站话务员像传声筒一样,接力完成了讯息的传递。
上世纪80年代初, 我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由4位数升至5位数, 电话机也由手摇式改为转盘式,拨5位数就得把转盘转5圈,打个电话“拨痛了手指,喊哑了嗓子”。80年代末我调回南充工作, 南充电话号码由5位数升至6位,电话机也由转盘式改为按键式;到了21世纪初,南充电话号码由6位数升至7位数。
又过了几年,数字寻呼机及紧随其后的汉字寻呼机在南充风行。 数字机每台300元左右,每月服务费15元;汉字机每台最低价1600元,每月服务费50元。
上世纪90年代初, 移动电话进入南充。像砖头那样大、两万多元一部的“大哥大”拿在手里神气十足!1995年3月,厂里为我在家里安装座机, 市场价4500元, 电话号码6位数;1997年,厂里为我配了部2万多元的诺基亚手机,号码是9位数9字开头。由于是模拟信号,其通话效果很差。进入21世纪后,移动电话得到普及,手机信号由模拟进入数字时代,通话质量大大提高,寻呼业务和模拟手机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即使你在天涯海角,通过小小的智能手机,就能随时随地即时传输文字和图片,还可以和对方视频见面。
70年探索,70年奋进,70年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通信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并在创新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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